大刘记印
铜雁鱼灯
近期，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引起全国关注。随着遗址发掘与保护工作的展开，这个封国于公元前63年、鲜见于文献记载的汉代侯国的神秘面纱正逐步揭开。
时间回溯到2011年3月，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墎墩山上一座古墓被盗。这一带正是文献记载的西汉海昏侯国封地。鉴于该墓保护难度较大，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4月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人员以墎墩山古墓为中心，对海昏侯国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以侯国都城遗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遗存。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墎墩山古墓开始。2015年11月14日，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考古发掘工作启动。截至目前，已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土各类珍贵文物1万多件(套)。根据墓园规模、墓葬规格、文物等级以及在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大刘记印”和带有“刘贺”、“臣贺”、“昌邑”文字的漆器、青铜器和木牍等，基本确定墓主即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墎墩山海昏侯墓园以主墓室为中心的祠堂、寝、墓园墙以及道路、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构成了我国迄今发现布局最完整、祭祀体系最完备的西汉列侯墓园，对复原西汉列侯埋葬制度、研究西汉园寝制度具有巨大价值。
海昏侯墓主墓室坐北朝南，为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总面积约400平方米。椁室设计严密、布局清晰，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式藏椁和甬道构成，墓葬结构呈居室化。当然，这种居室化并不是把地上建筑照搬到地下，而是以简洁的空间区隔，对应着人间居住场所的关键功能，从而构成逝者在“另一世界”的家园。
回廊式藏椁将墓主家园按功能进行了清晰的分区。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厨具库(“食官”库)；南藏椁被甬道分为东、西两个车马库，乐车库居中设在甬道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用品在藏椁中往往还被分装入不同的漆箱，漆箱外挂有木简(即“遣策”)，记述箱内装的物件，这似乎是在对另一世界进行财物的移交，其用意显然在于确保逝者在黄泉世界中不受物资的困厄。
汉代遵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海昏侯墓印证了汉代厚葬之风，也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尚提供了重要依据。墓中收藏了包括造型各异的灯具、炉具、席镇等陈设器，形态多样的铜镜、漆奁等梳妆用具，典雅精美的玉佩饰，种类繁多、纹饰精美的漆木器等，不仅工艺精湛，还体现了独到的审美追求。
海昏侯墓中这些随葬器物首先是为了满足逝者在另一世界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同时，这些物品中也寄托着哀悼者的情感。因此，随葬器物的巨大数量，或许并不仅仅因为墓主生前的富有，更是出于深切哀思与缅怀的需要。墓中出土漆器中有“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的款识，显然是刘贺父亲老昌邑王时代的器物，以这样的“传家器物”随葬，就不仅仅是一般的仪式上的需要。
由于寄托着深深的情感，这些随葬的“生器”都是当时工艺的精品。以随葬灯具为例。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多种灯具，包括行灯、连枝灯、豆形灯、釭灯等，其中一对雁鱼造型的釭灯最为引人注目。此雁鱼灯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4部分套合而成，均可自由拆装。雁颈与雁体以子母口相接。灯盘一侧附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此灯造型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鸿雁体态宽肥，颈修长，两侧铸有羽翼，短尾，双足并立，掌有蹼。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鱼身及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以雁颈为导烟管，可将燃烧烟气导溶于雁腹部水中，并将膏脂溶入灯盘里以照明，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灯罩设计为两片弧形板，可转动开合调节亮度及方向。雁鱼灯仅供当时高级贵族使用，迄今为止，相同造型灯具仅出土3件。
玉器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丧葬礼仪中也是一种特殊的物品。海昏侯墓中出土玉器引人注目。在主棺柩前出土的韘形玉佩，极其精美。该玉佩主体近椭圆形，上端出尖，下端圆弧，器身以阴线刻画卷云纹等，器身中间有圆孔，器身两侧分别是龙虎形镂雕出廓的附饰。在海昏侯墓主棺内及棺椁之间，还发现大量玉璧、疑似玉衣等礼玉和殓葬用玉，显示了墓主人极高的身份等级。
墓室中不仅葬入了大量的精美器物，还积贮了大量的黄金、钱币。
海昏侯墓是迄今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已出土金器378枚，其中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除此之外，墓室北部回廊中还集中出土了约200万枚重达10余吨的五铢钱。巨大的财富再一次印证了汉代厚葬之风。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金饼上有“……海昏侯臣贺……酎黄金……”的墨书，显示这批金饼应与当时西汉的酎金制度有关。汉代自文帝时期开始，王侯需按照封地大小和人口，在每年宗庙祭祀时献上黄金，是为酎金。在马蹄金与麟趾金上，首次集中发现有“上”、“中”、“下”铸文，这为研究此类金器提供了新的视角。
海昏侯墓出土了整套乐器和大量的酒具、餐具，使我们联想起汉代王侯礼乐飨宴的情景。出土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还有琴、瑟、排箫、笙和众多的伎乐俑，展现了宴飨时的奏乐场景。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组合符合周朝以来“诸侯轩悬”(三面悬挂钟磬)的用乐制度。此次出土甬钟10件、钮钟14件、铁磬1组。其中甬钟上铭文标注了重量及“宫、商、角、徵、羽”五音音阶。铁质编磬为迄今我国首次发现。
与擅长烘托庄严肃穆气氛的钟磬不同，琴、瑟、排箫、笙等“旋律性”乐器在参与庄重的礼乐性演奏之外，也可用于“室内”演奏或伴奏。海昏侯墓出土瑟背面朱书铭文“……昌邑十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可知这应是刘贺生前宴饮时使用的物品。在另一世界为墓主承担宴饮演奏任务的，是同一区域出土的乐俑。正是乐俑的存在，乐器才能为墓主人所享用。因此这些乐俑的存在十分重要，是它们在强化着这些乐器在另一世界的功能属性。
与琴瑟等宴饮乐器相伴，在墓室酒具库与厨具库中出土了大量与日常饮食宴飨有关的青铜器、漆木器。从酿酒器、储酒器、盛酒器、饮酒器到各类饮食器具一应俱全。青铜器具造型、纹饰简约，为实用器具；而成套漆器则体现了西汉时期手工业的高超水平。海昏侯墓已出土漆器2300余件，是同期考古发掘中一次性出土漆器数量较多的，漆器采用彩绘、金银镶嵌、螺钿等工艺，纹饰精美、制作精良。这些器具既是墓主在世时礼乐宴飨生活的写照，也体现了对于墓主在另一世界继续享受奢华生活的祈愿。
马车是汉代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汉代马车种类繁多，并且有等级和功用之分。海昏侯墓发现的真车马和偶车马，不仅为西汉列侯的车舆、出行制度提供了新的参照，而且为重新认识车马出行对于“另一世界”的意义，提供了鲜活例证。
海昏侯墓中的车马可分为实物车马和偶车马两大类。主墓西面的车马坑，为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真车马陪葬坑；在墓室南回廊东西两侧车库及甬道内，发现了多部偶车及仪仗俑，经清理为三马双辕彩车和模型乐车。
真车马坑随葬木质彩绘车辆5辆，陪葬马匹20匹，骨架已腐朽殆尽，仅存痕迹。这些车马应为刘贺生前所用，并可能承担了运送棺木到墓地的任务。车马器中那些鎏金、错银青铜饰品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因其制作精美，而是饰品纹样颇具意义。在一件精美的当卢上，刻画着凤凰、鱼、白虎、太阳和月亮等，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凤凰作为重要主题多次出现。凤凰作为引魂鸟在汉代墓葬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卢上作为主体的凤鸟纹饰，显然寓意着引领逝者灵魂的升迁。另一车衡饰件上的纹样则描绘了想象中的黑水，这是从死到生、从黑夜到白昼的一条通道，其中展开了冥间星空中各天体由西向东的运行。这些饰件的纹样组合在一起，赋予了送葬车马另一重功能，即除了运送墓主的遗体，这些车马还送来了墓主的灵魂。但值得注意的是：车马坑内的马车入葬时经过拆卸，拆下的车马器装入彩绘髹漆木箱内收藏。这显然意味着至此真车马在丧葬礼仪中的使命已经完成。
此时另一组专门制作的非实物的双辕彩车、偶乐车接过了墓主在“另一世界”的出行任务。偶车马在墓穴中的位置处于甬道和甬道两侧椁箱内，这些停放在特殊位置上的车马似乎随时在等候墓主的出行，暗示着墓主人亡灵即将开始的另一种“旅行”，其目的地不是车马背后的棺椁，而是天堂中的仙界。在偶乐车上发现的实用青铜錞于、建鼓和鼓槌、四件青铜铙的组合，以及还未及作详细统计的数量可观的车马，都意味着这将是一次声势十分浩大的出行。
刘贺(公元前92—前59年)，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西汉第九位皇帝。他4岁承袭父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18岁被拥立为帝，27天后被废；29岁封海昏侯；32岁病逝于封国。刘贺在史书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他为帝的27天里，“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被以霍光为首的群臣废黜的故事。但是，海昏侯墓的发掘让我们得以在史书之外，对刘贺其人其事和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了重新审视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最具文化价值的发现可能是主椁室西室及棺柩西侧出土的近万枚(版)竹木简牍和一座迄今最早的绘有孔子像并记录孔子生平的漆质构件。竹简经初步分离现已发现了西汉初年的《论语》《易经》《礼记》以及医书等；而对孔子像及题记的初步研究，则可能纠正人们对孔子的某些误读。结合同步出土的漆砚、木质围棋盘以及体现墓主生前古器物收藏爱好的周代青铜提梁卣、缶等，海昏侯墓向人们展示了与史书记载不一样的刘贺，一个有文化、富生活情趣的儒者形象。也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