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杨绛先生大名，如果我不是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恐怕无缘结识杨绛先生。杨绛先生喜好清静，不便多打扰，但每年春节前是一定要去拜年的。拜年与铁凝同去，因为不少人想去看望杨绛先生都被老人婉谢了，而杨绛先生特别喜欢铁凝，对铁凝提出的拜访几乎是有求必允。我们去拜年，老人都迎在门口，冬天风冷也不免礼，而告辞时老人又起身送到门口，并与铁凝拥抱。
杨绛先生是大才女，曾随夫婿钱锺书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等学府任外语教授。杨绛先生著作等身，大家熟知的有散文《干校六记》和《我们仨》、小说《洗澡》、剧本《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有译著《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等，另有不少颇具创见的文学研究论文。杨绛先生学识渊博，文字清秀灵动，是我极敬佩的那种。
杨绛先生的住宅是一栋老式的红楼。若在几十年前，这楼的质量算是相当好的，主要分配给领导干部和各界名人，可现在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房间格局都显得“落伍”了。杨绛先生的室内好像从来就没有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大动干戈地装修过，仍保持着“老模老样”、“原汁原味”。墙是白灰粉刷的，地是水泥抹平的。家具很简单，客厅里没有太多的陈设，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的七言条联，上联“二分流水三分竹”，下联“九日春阴一日晴”，是清代吴大澂的篆书。吴大澂的篆书很有名，小篆与金文融为一体，古拙洗练，工整精绝。壁有名联，室内顿生高雅之气。另一个显眼的是，书柜上摆着钱锺书先生的照片。看着照片，我羡慕钱锺书先生的才学，也同情杨绛先生晚年的际遇。“文革”中的苦难自不必说，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对文坛伉俪的温馨之家在两年内破碎了。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到：“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丧女之痛、丧夫之痛铭心刻骨，杨绛先生却叙述得如此超然。这是心在流泪后的一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刚强。在那单薄的身躯内竟有如此坚韧的力量，直令我等须眉自愧不如。后来，读了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才领悟老人的境界。她写道：“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杨绛先生的刚强只要你留心，在很多小事上都能感受到。在杨绛先生百岁寿辰时，我和铁凝去祝寿。杨绛先生听力不太好，视力却奇好，看书不用戴眼镜，特别是思维仍很清楚。老人见了铁凝相谈甚欢。她谈起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才8岁，跟随游行的学生去东交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附近，遇到军警，队伍被冲乱，她躲到了水沟边的土坎后面。讲起当时的细节，杨绛先生记忆犹新，脸上泛出兴奋的红晕，被铁凝称为“婴儿红”。还是铁凝细心，她发现天花板上有几个手印，就问了一句。杨绛先生的回答让我们着实吓了一跳。老人说那是她换灯管时按下的。杨绛先生家里用的是半个世纪前普遍使用的棒状日光灯。有一次灯管坏了，老人家便挪来一张桌子，高度不够，又叠加一把椅子，然后爬上去换灯管。无处可扶，只有用手撑住天花板以求平衡。老人登那么高，还要一只手把坏灯管用力抽下来，其惊险和难度不亚于杂技里的高空椅子顶。我猜想，老人身边当时可能再无旁人，否则谁肯让老人冒险呢？身边无人保护，万一失手摔下来怎么办！等别人来更换不行吗？也许老人急需光亮，特别是晚上要读书写字。可家里其他房间灯也坏了吗？想来想去，一个个假设的理由都不成立，惟一的解释是，老人刚强，内心里不服老，一些事要自己动手做。
2013年，杨绛先生打了一场官司，是著作权纠纷。钱锺书、杨绛、钱媛与香港一位出版杂志的文人当时是朋友，有书信往来，该文人那里有钱家三人的书信手稿百余件。在名人书信手稿可兑换成钱的驱使下，不知怎么这些书信手稿就流入某拍卖公司的手上，行将开拍。一生心静如水的杨绛先生愤怒了。她毅然上诉，要以百岁之身走上法庭，维护自己及家人的著作权、隐私权。人们震惊了。我和铁凝内心很急。官司的输赢在我和铁凝的心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担心影响到老人的健康。我们一面安慰老人，一面帮助做沟通工作。经多方共同努力，最终法院判决杨绛先生胜诉，停止了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和支付精神抚慰金共20万元，而这笔钱听说老人都捐了。在这场书信手稿拍卖案中，杨绛先生表现出铮铮硬骨的一面，没有半点柔弱，有的只是刚强。
去年末，听说杨绛先生病了，住进医院。我和铁凝赶紧打问，准备去探视。铁凝的秘书小丁给杨绛先生身边的吴阿姨打电话，吴阿姨回话说：奶奶说，谢谢，先不要来了。吴阿姨还说，有人来探视，奶奶都要脱去病号服，换上平时的衣装，梳洗一番，然后才见人。听了这话，我不禁感叹：老人病时，还这么刚强！我们不能到病榻旁去问候，只有请吴阿姨转达心愿：祝老人早日康复，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