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文件铅印成册，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张人亚也获得一本。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批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义著作、文件和刊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把手里的一批党内文件书刊秘密带回老家，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几经思忖后，张爵谦对外佯称“儿子在外亡故”，在山岗上修了衣冠冢，把儿子送来的这些资料用油纸包好，藏匿其中。这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如今，这些张人亚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的文件和书刊，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级文物，分别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珍藏。张人亚因此被称为党章守护人。
黄长娇，1911年出生于江西赣县，九岁时被卖做童养媳，做过长工、挑工，后来担任了江西省妇委委员、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等职。长征前夕，她因为怀有3个月身孕，便服从组织安排留守瑞金坚持游击斗争。
由于游击斗争很残酷，黄长娇有过三次被捕坐牢的经历，每一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当时，为了“围剿”游击队，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把许多偏僻、分散的小村村民拆散，移并到另几个大村后，警戒更严，村民不能擅自上山，否则作通匪论处。白军蓄意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为了隐藏，黄长娇改名为黄水秀，嫁给瑞金当地农户。隐蔽在瑞金山区的黄长娇，为配合红军游击队做了很多工作，如组织村民送粮、为游击队送情报等。
一次，游击队送来山上断粮的消息。黄长娇立刻与同志们商量怎么运粮上山，有个同志想出了假装砍柴，实则送粮的计策。就这样，砍柴的队伍熙熙攘攘上山了，人人都带一根做扁担的竹杆，大部分群众的竹杆内部凿空了，装着大米、咸菜、白盐。到了深山，大家分散砍柴，便把物资倒入草丛中早已预备的缸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这样，一条秘密运输线畅通了。时间长了，事情还是露出了马脚。一次，几个村民去砍柴，有个竹杆口未塞紧，漏出了几把米，被白军发现了，追问他们是不是送给游击队的，并把全村人抓起来，一个个威胁拷问。问到一个胆小的妇女时，这名妇女不经吓，招供说：“这个事，你得问黄水秀才知道。”黄长娇被捕入狱，她寄居的人家被抄，房子被烧。敌人让她说出游击队的成员及联络方式。审问几天没有结果，刽子手开始动刑，先是灌辣椒水、用蚊香烧，黄长娇毫不屈服。敌人恼羞成怒，握着一把大刀向黄长娇狠狠砍去。刀刃卡在她左肩膀骨头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直至昏死过去。后来黄长娇缝了30多针，刀疤达14寸长。严刑拷打对黄长娇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倒把白军自己累得够呛。刽子手什么人物没见过？但惟独没见过骨头这么硬的女子，后来也就懒得用刑了。
三天后，敌人又传她过堂：“你坐过三次牢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部清楚，政府决定对你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只要你请四个保人来，今天就放你回去。”“请保人，我一个外地人，去哪里请保人？”黄长娇知道，白军是想利用保人作为突破口，便一口拒绝了。那名小官挠了挠头皮，皱皱眉头说：“额……找不到就算了，那你先回去吧！”敌人暗暗安插了几个密探，一直监视黄长娇。后来，黄长娇好不容易才找到个机会，带着年幼的孩子从敌人的监视下逃了出来。此后，黄长娇担任游击队长，带领游击队突围转移。然而，随着国民党的疯狂“清剿”，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次，游击队又被敌军追赶了一整天，大家都饥寒交迫、精疲力尽，眼看就要逃不掉了。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走在前面的黄长娇深知带着年幼的儿子会拖累战友们转移。几年的战斗生涯，她见过太多太多母子分别的场景，而现在的自己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可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呀！为了保护孩子、保全战友，黄长娇强忍着泪水对孩子说：“儿子，咱们来跟叔叔们玩捉迷藏吧。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除了妈妈，谁来也不要出来，更不能出声，知道吗？”孩子信以为真，迈开小腿用力地跑开。黄长娇迅速指挥游击队，走向另外一条山路。可孩子终究还只是一个孩子，跑了几步，回头不见了妈妈，孩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一个用废弃子弹壳做的哨子。那个子弹壳发出尖啸的哨音，黄长娇的心揪了起来，泪水爬满脸颊。哨音渐渐变得急促，突然传来孩子的叫喊声：“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妈妈、妈妈。”孩子的叫喊声渐渐变得急促，充满绝望，揪人心魄地在山谷中回响。随后，就听到了一阵杂乱的枪声，孩子的叫喊声戛然而止。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们入睡了，黄长娇磕磕绊绊地原路返回，在一条小溪旁，她看到了死去的儿子。孩子的脸上凝固着惊愕的表情，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那个可以吹响的子弹壳。在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无数共产党员把对革命的信仰转化成坚定的信念。当人们问起黄长娇对于自己的经历的看法时，她含着眼泪回答说：“我时常会想起自己的儿子，但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
1896年，王若飞出生在贵州安顺。青年时期，王若飞开始饱含热情地追求革命真理，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他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并任执委会委员。
1928年，王若飞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之后作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直到1931年才回国，担任西北特委特派员，他化名黄敬斋，和化名张其胜的吉合（新中国成立后任驻苏联武官，被授予少将军衔）一道从苏联回国，以皮毛商人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王若飞很快与乌兰夫接上关系，传达了党对绥（sui远工作的指示，即长期秘密地保存力量，做好民族工作，逐步开展武装斗争。
不久后，一个噩耗传来——由于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当时，他身上带有乌兰夫给他的工作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等，为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拼命将纸片塞进嘴里嚼烂。国民党连夜审讯，王若飞宁死不屈：“‘招’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掉了，你们只能抓到我一个人。”当被押赴刑场以“执行枪决”相威胁时，他泰然处之，平静地对刽子手说：“开枪吧！”
狱中生活极其艰苦，王若飞曾在给亲人的书信中写道，“居狱中久，气血渐衰，皮肉虚浮，偶尔擦破，常至溃烂”“人间地狱，信非虚语”。然而当谈及狱中心志，却是另一番豪情万丈：“以为弟居此环境中，将如何哀伤痛苦，其实不然。一息尚存，终当努力奋斗。现实所受之苦难，早在预计之中，为工作过程所难免，决不值什么伤痛也。”忠贞坚定之心跃然纸上。
1936年，王若飞被营救出狱时，主动要求党组织对自己进行审查。在长达5年7个月的牢狱生活中，王若飞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威武不屈、坚持斗争。
保密故事我来讲，我是保密故事讲述人王新懿，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赵一曼的遗书。
赵一曼，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骑着白马，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
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敌人为逼迫她供出抗联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了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救治。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她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的同情和帮助。
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二十多里的地方被敌人追上，不幸再一次落入魔掌。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送到珠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她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被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已经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她向押警要来纸和笔，写下一封信。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的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就在留下这份遗书后不久，赵一曼被枪杀，时年，31岁。从遗书中可以看出，赵一曼身为一名崇高的革命者，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身为一名伟大的母亲，内心对儿子的愧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