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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义薄云秦晋情
一条黄河，分开了秦晋，河东为晋，河西为秦。自古以来，在黄河两岸，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流传至今。“秦晋之好”，成为婚姻的代名词；“泛舟济晋”，诉说了一个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典范；“虞芮让田”，见证了一个互让互谅的美好传说。这一切历史过往，奠定了黄河文化、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家学说把他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核，流传了几千年。
这里要说的，是清朝“同光”年间发生在黄河西岸的同州（大荔）与黄河东岸的蒲州（永济）之间的故事。
清同治元年，关中发生了一场回汉战争，东府同州一带成为主战场，处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人们为了躲避战争，纷纷逃往黄河东岸。
大荔县西南渭河岸边的苏村，人们纷纷逃亡。
村上有一个叫赵思孟的读书人，他的伯父和堂兄都死于战乱，留下老老少少一大家人，由他带领着逃往河东永济县城，借住下来。他每天就在县城街上，拉开桌子，摆上笔墨，靠给人写字，诸如家信，状子，契约等等，靠微薄的佣金维持生计，其生存的艰难，可想而知。
赵思孟的学业这时候刚刚“入庠”，也就是刚刚取得到府学“冯翊书院”读书的资格，成为一名“庠生”，就遭遇了这场战乱。恰好，永济城里有一个叫刁经邦的“贡生”，很赏识赵思孟的学识和为人，俩人惺惺相惜，经常谈经论道，成了朋友。
人说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赵家在此住了不长时间，永济就遭遇了一场时疫，他和几个家人都染上了，发烧吐泻，浑身无力。在这举目无亲、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异乡，刁经邦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顾时疫的传染，到赵的住地问寒问暖，帮他请医生，资助他资金，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在刁先生的帮助下，赵思孟一家终于转危为安，度过了生死攸关的困难时期。他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他把这份情谊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几年后，局势平静下来，赵思孟一家回到河西苏村老家，开始了战后重建、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没有再参加科举考试，在家乡設馆授徒，当了教书先生。
这年丰收之后，他携金钱去了河东，答谢刁先生。不料到永济后发现，刁家一片破败，家人告知，刁先生被人诬告，摊上了官司，压在大牢。
赵思孟倒抽了一口凉气，心想糟了，摊上官司，这个事儿大了，他不能坐视不管。他作出绿色决定，不走了，要帮他澄清是非，澄清冤枉。
他多方奔走，了解案情，终于弄清了案情的来龙去脉，刁先生是被冤枉的。可是，他一个外乡人，没有人脉资源，撼不动永济衙门，一时间竟是没了主意。
此时适逢闫敬铭因顶撞慈禧太后、不予批准太后过生日框外银两而被罢官，在永济县虞乡镇楼上村赋闲，当了教书先生。赵思孟打听到了，闫敬铭就是同州人尊称的闫阁老，可闫是当朝重臣，自己一介布衣，如何见得了他？
赵思孟一时忧心忡忡。好长时间没有进展。
这一天，他又去探监，只见刁先生瘦的只剩了一把骨头，若再拖下去，只怕性命难保。赵思孟握着他的手说，只要我有一口气，一定帮你打赢官司。刁先生勇气顿争，有了精神。
赵思孟思索着，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闫阁老。
这一日，他来到了楼上村头，只见一个老头正在菜园里摘黄瓜，经打问，这就是闫阁老，赵思孟一步跨上去，跪倒在地，口称：“同州草民赵思孟求见，”闫阁老一听，是乡党来了，吩咐家人，草棚下看茶。原来，闫阁老没有一点架子，倒像是邻家的和蔼老人。
刁先生的冤案，在闫阁老的干预下得以澄清。他出狱后，知道是赵思孟救了他，感激涕零说：“当日济君小惠耳，不意获报至此，君真高义薄云。”
光绪元年，刁经邦先生去世，赵思孟亲自前往为他送葬。刁的儿子庚辰尚在幼年，赵思孟安葬完毕，怜惜孤儿无依，于是，他携了庚辰回到苏村，让他跟自己读书，当做自己的儿子抚养。每到过节或是刁先生的忌日，他必设祭，虔诚祭奠刁先生亡灵以示纪念，同时用这种方式给庚辰以孝的教育。
几年以后，庚辰到了婚配年龄，他又携庚辰过黄河到永济，迎娶父亲早先为庚辰定的媳妇，在苏村为他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于己同爨十余年，无间言”，也就是说，庚辰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从来没有闲话。后来，他又安排庚辰回河东永济参加乡试，可惜两次他的成绩距离秀才只差了一点点，被录为“佾生”。庚辰生了子女以后，看着他能自立门户了，赵思孟才亲自送他回河东安家落户，继承了祖业。
赵思孟的义行，受到了十里八乡乡亲们的高度赞扬，他生平教人不倦，门下弟子优秀者多矣，逝世后，弟子们集资为敬爱的老师竖起了“德教碑”，以弘扬老师的高风义举。并报县予以表彰。赵先生的义举遂被记载在了《大荔县旧志稿》里。
黄河天晓照舟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被尊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小北干流段是指禹门口至潼关的黄河干流段，其段为陕西省与山西省界河。黄河出禹门口，河面豁然开阔，水流平缓。从禹门口至潼关，河道长125公里。此段地形十分复杂，古时沿河在千沟万壑上开山修路十分困难，而利用黄河开辟的水上运输路线，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黄河成为陕晋长途运输的主要的交通方式。古代漕船能够通过黄河沿着渭水或者漕渠逆流而上到达长安。黄河的支流汾水也能通过黄河向长安运送所需物资。关中平原上的西安城，曾是秦、西汉和隋、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它们都通过黄河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虽然进入现代以来，黄河航运急剧衰退，航运量微乎其微。但黄河航运兴衰历史，对国家提出重振黄河航运的构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河航运起始很早。我们的先祖在史前时代就掌握了渡河技术，原始渡具极其简单，任何具有较大浮力的自然物都可用作渡河工具，人们腰系成熟凉干后的葫芦，就能泅水过河。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大量发现仿葫芦陶瓶，说明古代人利用葫芦舟渡河的事情是相当有效且久远的。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独木舟和筏是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工具。《易经·系辞》记载黄帝曾造舟在黄河航行，上面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能制造出石斧，并已能人工取火。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刳木为舟”就是制造独木舟的方法。用一根树干，除了要挖掉的地方外，其余表面均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烧烤要挖掉的部分。没有泥巴的地方木材被火烧成一层炭，这时再用石斧来砍，这样火与石斧轮番使用，终于使独木成舟，浑然一体。筏是先民用竹、木或牛羊皮编扎而成。竹木筏，就是把几根木或竹捆扎在一起作水运工具。羊牛皮筏是把整张牛羊皮“缝革为囊”，充入空气，然后将若干个浑皮囊相拼，上架木排，再绑以小绳，成为一个整体，即“皮筏”。独木舟载量有限，难过险滩，后来很少使用，而筏取材容易，制造简便，稳性好，装载面积大，能穿急流过险滩，筏就成为黄河上被人们使用最久的水上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完善。
最早关于黄河小北干流大规模航运的记载是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粮食连年不收，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国派槽船运载几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而下再溯黄河，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今山西省新绛县）。运粮的船从雍到绛，首尾相连，络绎不绝（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此事被命名“泛舟之役”。春秋黄河航运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黄河上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泛舟之役”中的槽船已有运载百斛（万升）物品的能力。
战国时代的《禹贡》，记载了中国最早水道交通网，全书以相传夏禹都城安邑（属冀州，在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水路航运，渭水——黄河——汾水航线便是早期形成的黄河干、支流结为一体的航运路线。
秦统一六国后，也在黄河小北干流展开了大规模运输。《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同时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靠海边的郡县出发，运送到北河去，大概花费三十钟粮草能运到一石。北河即河套地区东、西流向的黄河，关东粮食车转船运，通过运河或济水进入黄河，逆黄河达禹门口下改作陆运，最后运抵北河一带。这种长距离的水陆联运，的确为前代所无，路途运输成本奇高。史学家常常以此当秦时暴政例子来讲述。
黄河在西汉是重要的漕运通道。《史记·河渠书》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河东太守番系用黄河小北干流漕运粮食。以往漕运在经过三门峡砥柱时耗损很大，在河东郡的黄河东岸开渠引黄河水溉田，每年可收得谷物200万石以上。这些谷物，沿黄河及渭水航道，船运至长安，以减少从关东漕运谷物的数量，大大减轻关东百姓的负担。
黄河在东汉时漕运运输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东汉以洛阳为都，关中不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关中从粮食输入变为输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虞诩上疏，说到雍州（关中地区）之域“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东汉朔方郡辖境大致和秦代北河范围相同，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虞诩指出当时关中是为北边军事服务的军粮供应基地。这些军粮利用黄河航道漕运至壶口瀑布附近，然后陆运至朔方郡一带，供边卒食用。同样是通过黄河向北方转运粮食，东汉做法却得到史学家称赞，只能说这是学者对秦朝强加“暴政”符号而已，秦朝在河套地区驻兵和运粮，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维护中国统一和平局面，是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的，不能以此作为“暴秦”标签。
东汉后，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外，中国进入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时代，黄河上运输也多为军事服务，持续时间短。隋朝统一中国，黄河上大规模漕运就开展开来，黄河漕运是沿汾水将汾、晋、绛等地的几百万担漕粮，由汾入黄，由黄入渭，运到京师长安。如隋开皇三年（583年）大兴漕运，在河东的蒲州（山西省永济市）设置运米人丁，漕运河东及太原转来的田赋租粮至京师长安。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继续兴办漕运，在河东黄河边把粮食装船后，顺流南下至渭水口，再溯渭水而上至于长安东渭桥仓。《唐会要·漕运》记述：“河渭之间，舟楫相继”。
除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木材漂运兴盛，黄河北干流，从北到南，常年有木材运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年-756年），长安城营造用的材木，一般都是在黄河北干流沿侧的岚州（今山西省岚县，西邻黄河）和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邻黄河）一带采伐购运运往长安，它们都是利用黄河北干流漂流，到三河口再收拢转入渭水，溯流西上，达于长安。当时在胜州设120名“转运水手”，负责结成排筏，向下漂运木材。木材漂流可以散放，也可以结成排筏流放，对河道的要求很低，而能流放排筏的河道，不一定可以行船，如壶口至禹门口段，要跨越瀑布，且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排木却能顺利通行。岚、胜二州除了向长安供应木材外，每年还要向蒲津桥（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太阳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两座黄河上的舟桥，漂送一定数量的材木，用来修理、更换舟桥的脚船。
唐朝黄河运输费用是很低的，在《唐六典》中记载着转运租物时的运费，路运每驮一百斤，路程一百里，脚钱一百文。黄河运输百斤百里，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黄河上水航运只相当于陆运的1/6，下水相当于陆运的1/16。因此只要能使用黄河运输的地方，官府尽量采用水运物资。
唐末都城由长安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漕运又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山西汾河谷地粮食过黄河，再不转渭河西运。而运至三门峡，转陆运，再转黄河运至汴京。北宋仁宗时期，西夏不断攻扰陕西边境，陕西沿边常驻重兵防守，军粮供应多来自汾河谷地和关中，通过黄河小北干流水运陆转，送抵延州、府州等边地。黄河上漕运与边防守备密切相关，没有黄河上漕运，北宋就难以在陕北守备，就不能和西夏维持长时间和平的局面。
金国占据北方后，延续着北宋时期从陕西、山西运送粮食到中原传统，《金史·河渠志》记载：定国节度使李复造舟船运陕西粮食，自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西岸）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抵湖城（在河南灵宝县西）。除军粮运输外，金政权移都汴京（时称南京）后，宫殿、城市建筑用材，很大一部分来自黄河北干流沿侧。《金史·郑建充传》记载：“是时营建南京（汴京）宫室，大发河东（今山西）、陕西材木，浮河而下”。
明代沿长城一带陕北驻军的粮食供应，多来自山西、河南，很大程度依靠黄河漕运，但规模有限。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槽运发展达到顶峰。那时，黄河航运可以说是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形成一幅繁华热闹、船来舟往、人声鼎沸的繁荣局面。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亲巡西安府，路过晋、豫，看到汾、渭两河直与黄河相通，而河南府（洛阳）居各省之中，水路四达。第二年康熙下旨，让截留漕粮，积储备用。若山、陕需粮，即可修造船只，由黄河挽运。接到命令后，陕西巡抚鄂海，就专门考察了黄河，以及渭河、汾河运道。黄、渭、汾航道得到相应的治理。鄂海还针对当时陕晋商旅一般宁舍水路而走陆路这一问题，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陕西所造船只是方头平底，无舵无篷，而水手又不善于操舟，延误运送时间所致。因此，他建议在江南雇人造船，练好水手，造出有舵、有篷、适合当地水性的船只，并令本地无论商人、百姓均仿此制造，练习操作。黄河小北干流运输大为改善，大宗运输接踵而来。
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陕西发生饥荒，曾挽运豫粮10万石，运至潼关三河口，分发至黄河、渭河、北洛河沿河各地仓敖，以赈济饥民。清代黄河上大宗运输除了粮食，还有食盐、煤炭、木材。陕西主要食用晋南的解盐外，还有陕北、宁夏、内蒙古的池盐等。它们每年通过黄河运输量非常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沿黄河内运的盐，每年500船，载1400万斤。煤炭运输也是大宗，乾隆时所修《同州府志》记载当时陕西水上煤炭运输情况说：“石炭，龙门内上峪口皆有，荒山绝壑，穿穴以出，负担驴骡，络绎于道。每岁十一月，舸艓连尾上下，浮于河，由韩而郃、而同、华，载以易粟，岁以为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应奎撰《韩城志》记载：龙门煤炭“每数十百艘连尾上下，自渭达于长安、盩厔、鄠以西，载以易粟”，煤运相当兴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豁免了韩城县的沿河津渡炭船税，鼓励航运事业的发展。
从晋贩卖至关中的生活、生产用品运输也基本依靠黄河。光绪《平遥县志·杂录》记载：“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光绪《鄠（户）县乡土志》也说：“铁货，如铁钉，铁销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三河口），由河口陆运至户，每年共销六七万件。铁铧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户，每年共销十万余叶。铁锅由山西水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户县很多土特产品也通过渭、黄、汾水路运往山西省，如乌药（年销五六十万斤）、藕粉（年销20万包，每包14两），松柏枋板（年销七八百副）。光绪《华州乡土志》载：“其输入品则煤铁之舟，泛于河、渭，来自山西”。此类记载遍布关中各地县志记载。这些充分体现了黄河小北干流运输的重要性。
民国成立后，黄河航运管理分散于陕、晋、豫三省，管理杂乱无序。直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成立，黄河航运管理才走向正轨。李仪祉先生是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李仪祉在黄委创办的《黄河水利月利》中，对黄河航运写了多篇文章，强调了航运便利性。李仪祉说，陕北之皮毛，神木之盐，延长之石油，晋省之棉花，韩城之煤，都是黄河沿岸的物产，但苦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远销，应以黄河航运为根本，使得它们得以外销。
西安省城煤价奇昂，即转运不便之故。在李仪祉先生倡导下，陕西省组织从韩城禹门口以下，利用民船运煤，水程280里，三、四日达于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至西安省城以北30里的草滩镇。溯渭河而上时，三船一运，装煤二三十万斤，极大缓解了西安城缺煤之苦。有人会问，为何蒲城、白水、铜川都有煤，西安为何不多用，而多用韩城煤？因此上三地，转运困难，运输成本奇高，韩城从黄河水运到西安每吨煤售价3。77元，而从蒲城运煤到渭河边，陆运每吨运费就高达4元多。后来为了方便运输，从白水到渭南渭河边修建一条轻便铁路，才使得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黄河航运占据着关中内河首位，据上世纪30年代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量统计，某年通过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食粮、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调查，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黄河运输量是渭河的6倍。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小北干流船运发展很快，建国初期，在潼关至禹门口一段黄河经营航运还是很繁忙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74岁老人雷昌乾回忆说，他小时候黄河南北通行的船是很多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主要运送韩城的煤和木材，还有秋、冬、春季节，将韩城、合阳的一部分农产品，经由潼关船运至渭南交有关部门收购，然后转运西安。下水船都是装的满满的，上水船基本都是空船，逆水而上由纤夫拖曳上行。雷昌乾回忆，十数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四肢着地，纤绳压筋勒骨，蹒跚而行。落滩是指大货船遇到浅滩搁置不能行动。船卧滩后，无论天气冷暖，船夫与纤夫们均要下水把沙石挖开，开辟航路。就算寒冬雪后，纤夫也要下水赤足拖拉，十分辛苦。
1962年关中内河航运管理处改为关中航运公司后，根据三门峡水库设想的发展蓝图，曾计划在潼关至韩城间开辟机船航运，并进行试航，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剧增，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水路交通通往困难。试航未获成功，加上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黄河小北干流段航运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变成停滞。1985年，恢复了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县境内的航运码头，并对禹门口—潼关间的黄河航道治理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同时，建立了潼关黄河造船厂，试制适应黄河小北干流特点的超浅机驳船和钢质机动船，但均未获得多少成功，黄河小北干流航运仍然处于基本停摆状况。
时光荏苒，如今随着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业的发展加上黄河自身原因，使得如今黄河航运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黄河航运无疑在陕西乃至全国的航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将铭刻在历史和时光的巨轮上，昭著丰碑。
渭南黄河文化概述
黄河流经渭南市的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县156。5公里，是渭南人民的母亲河，千百年来，渭南人民与黄河生生相依，休戚与共，渭南黄河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本段仅做概述。
1、航运交通。在古代黄河是陕西山西长途运输的重要交通要道，通过黄河连接渭河、汾河，可以直达太原、长安，历朝历代都有利用黄河运输的记载，最早的大规模运输是春秋时期秦晋间的“泛舟之役”，是秦国利用渭河、黄河、汾河航运给晋国运送粮食的一次运输行动。建国以来由于黄河泥沙沉积严重，黄河水路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2、渡口关隘。黄河渡口是沟通陕西、山西陆路交通的关键，有龙门渡口等13个，著名的有韩城芝川古渡，八路军在此东渡抗日；合阳吴王古渡，韩信从陕西合阳洽川东渡黄河击败魏王豹；大荔蒲津关古渡，是集渡、关、桥为一体的重要战略要地，唐时曾铸造八个铁牛，建有浮桥，是沟通华北与国都长安的关键所在；潼关风陵渡，是秦晋豫三省的重要渡口。
3、河防战争。黄河作为天下巨川，是关中东部天然的屏障，而每当中国政治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以黄河为界时，关中东部成为前线，备受全国关注，春秋时秦魏两国争夺关中东部河西之地的战争，爆发了五次大战，持续了上百年。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魏与东魏划黄河而治，关中东部成为前线，西魏实际控制者宇文泰数十年驻扎在同州，北周、隋、唐三代王朝创始人均在同州建宫起宅，同州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一时备受瞩目。黄河秦岭之间的潼关是关中的正门，见证了历朝历代几十次大战，而黄河上的蒲津关则是关中的侧门，李渊攻取长安建立唐朝即从蒲津关攻入关中。
4、文化遗产。贾平凹曾说：“陕西的韩城合阳朝邑一带，历史悠久，文化纯厚，都是国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刚健而文明，却同样的命运是它们都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现代的经济发展遮蔽了它们曾经的光荣。”黄河像一道温柔的臂膀，将渭南儿女紧紧拥入怀抱，这是一种保护，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封闭。渭南的中、省、市级非遗项目数量均在全省首屈一指，且极具特色，渭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省第一，正是这种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渭南保存下来古代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这正是黄河的功劳，使我们可以同古人对话，共同体会这珍贵的文化遗产。
5、黄河灾害与防治。渭南黄河小北干流，由于流经平原，泥沙淤积严重，河道摆动频繁，冲淤变化剧烈，为典型的堆积性游荡河道。历史上灾害数不胜数，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多，黄河的摆动造就了陕西唯一的河东县城平民县城，平民县城也毁灭于河灾。历朝历代对此段黄河都有过防治，早在唐开元十二年，曾夹固黄河蒲津浮桥两岸河堤。新中国建立以来，本地区多次治理黄河小北干流，成效显著。
6、黄河水利。历朝历代都曾利用黄河水发展农业，唐代西韩州治中云得臣、同州剌史姜师度都曾引黄河水浇灌田地，以种稻田。新中国建立以来渭南地区多方争取中省支持，修建了东雷抽黄工程、港口抽黄电灌工程、东雷二期抽黄灌溉工程，引黄入渭工程，中心城区也喝上了黄河水，真正使黄河惠及渭南人民。
7、黄河文学。黄河作为天下巨川，尤其是小北干流河面宽阔，能激发文人墨客的诗文情怀，向来都是文人墨客游览的佳地，从洽川的《诗经关雎》，到唐玄宗的《早度蒲津关》，再到现代贾平凹的《黄河魂》，历代文人笔记小说，也对此段黄河多有描写，黄河文学内容丰富，内涵深远，挖掘潜力巨大。
8、黄河精神。小北干流的起点，黄河龙门承载着大禹治水、鲤鱼跃龙门等典故；中游发生过魏武侯与吴起舟中论政，说明山河再险固，也比不上修德与民心的重要性；民国时期的平民县人民两次修建被黄河水冲毁的平民县城，体现了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务实进取的陕西精神；抗战时期的黄河抗战、平民县渡河抗日更是体现了渭南人民万众一心抵御日寇的强大精神力量。此外，蒲城人王鼎还曾在70岁时于河南开封治理黄河，“朝夕驻坝”与民众同奋战，终于使决口大堤合龙，体现了渭南人的崇高精神。这些黄河精神，都应当被铭记被弘扬。
渭南黄河文化在全省的特点
一是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黄河在榆林、延安等地都是流淌在晋陕黄河大峡谷中，只有到了韩城市，才冲出龙门，一泻千里，直接冲向平原地带。水面宽度从峡谷中的一公里变为黄河滩地的十几公里，流速变缓，泥沙沉积严重，游荡性极强，形成了特殊的大水走泥河道景观。
二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渭南是陕西的东大门，更是沟通华北和西北的要道，黄河作为关中东部的重要屏障，在战争时期扮演了极为特殊的重要角色，因黄河、秦岭山脉而形成的潼关，更是关中咽喉所在，正所谓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从战国秦魏争夺河西之地，到抗日战争的沿河抗战，几千年来据黄河、潼关而攻守的战争数不胜数，体现了黄河渭南段的重要战略价值。
三是人河关系的紧密性。黄河在渭南流淌到平原地带，人类可以在此地亲近黄河，与黄河的关系更加密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往往需要依赖黄河，人们在黄河岸边开垦种植，建立城市，而这又和黄河善于改道的特征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明清时期黄河渭南段每隔二十多年就要摆动改道，黄河淹没过朝邑、平民县城，还有无数良田、房屋，体现了人河关系的紧张性。
四是文化内容的丰富性。渭南人民依赖黄河，亲近黄河，开发黄河，与黄河生生相依，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渭南黄河文化。具体来讲有黄河农业文化、航运交通文化、渡口关隘文化、非遗文化、引黄水利文化、治黄文化、黄河文学、黄河精神等，涉及地理、历史、文学、文物考古、民俗、语言文字等多个学科，尤其是黄河岸边的文化遗产、古民居村落、民俗文化等，就如同古代文明的活化石，在现代文明中显得尤其珍贵，熠熠闪光。
五是历史内涵的唯一性。中国古代将“五岳四渎”，纳入国家祭祀大典，是国家的最高礼仪，《史记》载：“水曰河，祠临晋”（大荔朝邑），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祭祀黄河的黄河祠建在大荔县，人们认为在河神居住、河患较多的地方祭祀黄河是最灵验的。汉代，官方祭祀黄河神的地点仍然设在临晋。唐、宋、元各代官方一直没有变化，祭祀等级、礼仪非常高。河渎祠建在临晋是有缘由的，传说中禹凿龙门、巨灵神推华山导河、河伯冯夷溺亡之地均在此区域，加之此段黄河接纳渭河、洛河，河道宽阔，水流缓慢，摆动也较为频繁，故而人们认为在这最有灵性、河患较多的地方祭祀黄河是最灵验的。而祭祀西岳华山的地方就在华山脚下的西岳庙，因此渭南被称为“河山圣地”。
渭南黄河与文献档案
渭南黄河文化内容涉及十分丰富，所留存的资料从时间跨度上来说遍布中国各个时期的典籍资料与档案，从保存地域上来说遍布中、省、市、县各级档案馆。
早期的典籍记载较为简略，但我们仍然可以一窥渭南黄河的风采与重要，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至于龙门、西河”；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在洽之阳”；中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水曰河，祠临晋”；可以说渭南黄河文化与中国文献的起点同寿。
以后，历代编纂的正史（二十四史）都有关于渭南黄河的记载，地理类志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也有记载。文学作品中唐诗宋词中均有涉及，个人游记中唐代的《入唐求法巡礼记》，清代的《河海昆仑录》等也有对渭南黄河的描写。明清时期，个人刊刻诗文较多，尤其是渭南当地文化名人韩邦靖、李楷等所刊刻的书籍均有涉及，内容十分丰富。
各级档案馆所存的档案中，清代档案中最早的应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清代关于黄河小北干流黄河灾害的请示有关档案，此外还有陕西与山西关于黄河改道而产生纠纷的相关档案，历代河灾和省间的纠纷都是大事，因而需要汇报最高决策层处理。大荔县档案馆存有清代黄河沿岸村庄鱼鳞图册。民国档案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有黄河水灾及关于设立平民县的相关档案。渭南市档案馆存有民国黄河变迁图及平民县鱼鳞图册。
新中国成立以来，渭南市档案馆所保存的渭南黄河档案数量最多。涉及黄河航运、陕西山西黄河划界、黄河治理、三门峡库区移民、黄河水利工程等多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历史保存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
作为档案人，应当在弘扬黄河文化中有所作为，通过开展档案编研，向党委政府报送资政参考，举办展览，出版书籍等，弘扬黄河文化，发挥档案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用扶贫档案绘出小康画卷
福地岭村是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东北部的一个小村，距电白市区70公里，地处偏远，尽管道路勉强修通，但贫困落后的巨大惯性仍然停留在村中。村内水利设施残旧老化失修，种植结构传统单一、科技含量低，产销关系脱节，留守村民老弱病残多，缺乏强劳动力，意外伤残、疾病问题压倒了一个个家庭。
过去四年，茂名联通以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及完成年度减贫任务为主要目标，重点开展基础设施、产业扶贫、危房改造、就业培训等专项扶贫项目，实现福地岭村包联贫困户全面脱贫摘帽。
扶贫工作任重道远。茂名联通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精准扶贫和建设新农村示范村的要求，积极履行央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把扶贫重任扛在肩头，努力改变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同时，选任能干事、有担当的驻村干部深入扶贫攻坚第一线，驻村干部林海深就是其中一人。他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聪明与才智、汗水与泪水，抛洒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响，产业扶贫成为一个流行词。茂名联通和当地政府同谋共划，结合贫困地区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产品，引进广西优良柑橘品种“滑皮金桔”，打造30亩“冰糖金桔”项目种植基地，培育特色农产品产业化能力。同时，发展光伏发电项目，在福地岭小学楼顶、文化广场楼顶、福地岭村委会楼顶、罗坑镇河尾山林场楼顶共建设完成1030平方米光伏电站并网发电，保证贫困户获得收益分红，闯出一条高质量稳定脱贫的新路子。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助下，各项工作扶贫扎实开展、稳步推进，取得丰硕成果，福地岭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雨污分流管、广德好心文化广场、宣传栏、路灯等相关设施和场所已基本配备齐全，危房改造全面完成。他还充分利用公司电信运营商的优势和自身专业技能，让福地岭村实现电视信号、宽带及4G网络全覆盖，带领村民跨进5G新时代。林海深与当地群众共同谱写了精准扶贫的华彩乐章，福地岭村因此重获新生。
“精准扶贫要抓好档案管理。”林海深说。扶贫工作中，他做到“户有卡、村有册”，并设置专柜管理。一方面，做好贫困户一户一档的纸质资料，包括申请书、信息采集表、户口簿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贫困户相片、帮扶记录簿、项目资料、低保五保证等。另一方面，做好村级档案资料，通过“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信息管理平台”建档立卡，完成贫困户年度计划，录入每月收入、帮扶动态等情况，及时更新数据，确保档案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这些档案资料和新旧照片，是福地岭村四年来的脱贫攻坚历程的缩影，更是小康路的真实见证。
唐苑贡茶“沙苑子”—“同州吉利茶”史话
“百里周垣抱曲隄，青青丰草映回溪，不知天厩今何处，惟见春风长蒺藜。”清人许孙荃一首《沙苑》，寥寥诗语刻画大唐御苑沙苑之美、蒺藜之盛。在故宫博物院展陈的清道光二年三月清宫贡品清单中，真实地记载了陕西巡抚端阳贡“吉利茶”；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各省例进贡品清单中又详实地登录了陕甘总督年节贡“同州吉利茶”……这些为沙苑、蒺藜、“同州吉利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让我们穿越史海，品鉴史册，撩起她们的面纱，解读其中的神奇。
“吉利茶”之源——沙苑
《新唐书》载：“沙苑之上贡有靴、芑（枸杞）、茨（蒺藜）、龙沙（麻黄）、凝水石。”《宋史》载：“同州监沙苑，其贡有白蒺藜、生地黄。”《同州府志》载：“沙苑在县洛渭之间，亦名沙海、沙泽，其中盆起者曰沙阜。”沙苑，位于大荔县洛、渭河之间，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5公里。沙苑自古就是一方神奇的土地，出土有距今20万年的早期智人“大荔人”；出土有中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沙苑文化”，佐证了沙苑原始农业的萌芽；唐尧时原始农业与手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春秋时，沙苑是秦晋纷争之地，秦穆公曾与晋惠公盟于沙苑王城；秦汉时，沙苑是“渭川千亩竹”；战国时，秦孝公颁布“垦草令”，沙苑农业日渐兴盛；隋统一后，在沙苑置羊监，建永丰仓，隋炀帝在洛水两岸筑“看花台”；盛唐时是沙苑鼎盛之时，建沙苑城，设沙苑监，唐玄宗时引洛水灌溉“通灵陂”“堰黄河”；清时，大荔知县周铭旂曾于沙苑一带推行两年三熟耕作制度，一直沿用到1949年前后。长期以来，沙苑人民求生存、谋发展，勤劳简朴，精耕细作，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光彩厚重的沙苑农业文化，培育出了丰富的物产，创造了许多驰誉全国的上名优产品，正如《新唐书》记载，沙苑的“靴”（毛皮）、蒺藜等为唐后历代贡品。
“吉利茶”之本——同蒺藜
明李楷有《蒺藜子别传》曰：“子苑产，亦名蒺藜，然不刺人，功于人者甚繁，故天下皆知苑之有子也。状、质性具详《本草》。功之巨者，能起衰，益聪明。即不以药，试作汤服之，辄得效。然弗得其宜则不见用。夫豆藜子之拙哉？花外诸族率让之，故知子者必咨其里云。或曰：‘子故非白而玄者也，奚以白？’李子曰：‘知其白守其黑。’”
清《大荔县志》（熊兆麟）载：“大荔之白蒺藜，自唐时已入贡。《元和志》，同州贡白蒺藜子，其蔓引长如刺蒺藜而茎叶各异，紫花结荚，长寸许，荚内实大如芝麻。《本草纲目》云，状如羊肾，而色碧绿，些沙苑蒺藜子之殊於他处蒺藜子也……”
清《大荔县志》贺云鸿载：“白蒺藜，旧志引，蔓如刺蒺藜，而茎叶异，紫花结荚，实大於蚕种，肾形、碧绿色。《名医别录》，生冯翊别泽（沙苑）或道旁。《本草》，白蒺藜生同州，沙苑牧马草地最多，而近道亦有之，绿叶细蔓，七月开花，红紫色，九月结实作荚，子绵布沙上。《宋史》地里志，同州定国军贡。《本草衍义》，蒺藜有二等，一等杜蒺藜；一等白蒺藜，出同州，子如羊内肾，大如黍粒。《本草纲目》，白蒺藜结荚长寸许，内子如芝麻，状如羊肾，而蒂绿色，沙苑蒺藜以此分别。《通志》，蔓生子，有三角，沙苑最多。”
沙苑子原以藜子、白蒺藜、同蒺藜、沙苑蒺藜、吉利子等名称见载于古代本草中。正如《本草图经》说：“又一种白蒺藜，生长在同州沙苑，牧马草地最多，路旁也有生长。绿叶细蔓，绵布沙上。七月开花，黄紫色，如豌豆花而小，九月结实，便可以采摘。果实味甘甜而微腥，绿褐色，与蚕种子差不多大。”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其白蒺藜结荚长一寸多，内子大如芝麻，形状像羊内肾而带绿色，人称沙苑蒺藜。”据本草图文考证，与现今药用沙苑子相符。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悉数院内展陈的清贡品清单，清代贡茶，陕西有两种：兴安州（即安康）毛尖茶与同州（即大荔）吉利茶。吉利茶即“蒺藜茶”，唐代就有，产于大荔沙苑。从清中期宫廷茶叶贡品清单可见：清代陕西巡抚端阳进贡：百合粉三匣、薏仁米三匣、吉利茶九瓶……陕西巡抚年贡：吉利茶五瓶、百合粉五匣……陕甘总督端阳进贡：兰州挂面五箱、同州吉利茶五瓶……陕甘总督年贡：同州羊皮、同州吉利茶三瓶……其中吉利茶都是少不了的。
“吉利茶”之奇——“沙苑子”
《通鉴辑要》记载：“隋时‘同蒺藜’在大荔道路、河边所皆有，至唐遂以沙苑子称著。”
“同蒺藜”缘何“唐遂以沙苑子称著”，有段美丽的传说在流传至今。相传唐玄宗之女长乐公主自幼多病，身材弱小，食众多贵重药，仍无济于事，经常住在华清宫养病。“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兵攻破潼关，兵至临潼，长乐公主梦中惊醒，忙与奶妈策马连夜逃奔沙苑监（今天沙苑一带），被一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收留。老人复姓东方名亮，精通医道，人称“真人”，在沙苑培育了一种草药叫“沙苑子”，用它泡茶，能滋身健体，医先天之不足；防疾治病，治后天之所伤。真人对公主视如亲生，百般爱护，让女儿经常用沙苑子泡茶给她喝。天长日久，长乐公主的身体竟然越来越好。转眼间过了二三年，唐朝军队收复了长安城，太子李亨继承王位称肃宗，得知公主下落，立即派人接公主回宫。公主挥泪与东方真人告别。临走时，东方真人送给公主一个葫芦，告诉她里边装的就是自己平日采来的沙苑蒺藜，让她带回去，每日取三五钱泡茶喝，可永葆身体健康。回到宫中，宫娥们见到公主，个个不胜惊异，原来体弱多病的公主，头耸乌云，面若桃花。肃宗闻知此事，便召见公主，公主呈上蒺藜，并详细地说了蒺藜的妙用。肃宗听后，将信将疑，一连试用了半月，果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精神倍增，得知此药之神奇，于是命钦差下诏同州府进贡沙苑子，供宫中享用，此药也因此得名“沙苑子”。
据中医讲，沙苑子是一味营养价值极为丰富的滋补良药，有延缓衰老、补肾固精等功效。自明、清以来，大荔人习惯在河边、地头种植沙苑子。经商或外出走亲访友常以“同蒺藜”一包相赠，“欲知相思意，遥寄同蒺藜”。更有东南亚华侨将“沙苑子”当作拜年礼或新婚贺礼，每包一斤，红纸金字封面，上书：“同州蒺藜”。后由于战乱水旱等因素，沙苑子产量也随之每况愈下。
“沙苑子”之兴——“大唐贡茶”
1950年大荔县成立“沙苑造林局”，在沙苑地区广植树木，基本控制了风沙，恢复了植被，沙苑子生产也有所恢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沙苑子的功效和美丽的传说有了新的认识，大荔县在沙苑和黄河滩一代种植沙苑子就有数万亩。大荔县药材公司，指导发展种植沙苑子，引进了加工设备，在陕西首家生产出豆香浓郁、香甜可口的沙苑子“大唐贡茶”，当年在市场销售走俏畅销到省内外。随后，大荔乳品厂利用沙苑子配制的“沙苑子奶粉”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的最佳保健品，一度畅销全国，沙苑子在市场走红。
“沙苑子”之盛——再进京
如今，欣逢盛世的沙苑人民，用辛勤和智慧让这片神奇的土地焕发新颜。大荔县委、县政府依托沙苑文化底蕴，沙苑子美丽的传说等历史典故，着力于沙苑子的开发，倡导“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户和种植面积逐年加大，建成了沙苑子种植、加工、仓储、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新型农业开发公司，研发出唐苑贡品吉利茶系列旅游产品，走出“公司＋旅游＋互联网”发展的新路子。2019年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大荔农特产品全球推介会上，神奇的“沙苑子茶”再进京，吸引了不少群众。贡品“同州吉利茶”名扬全国，唐苑贡品吉利茶系列旅游产品为“旅游旺县”注入了新的活力。真可谓：“又见同州春事嘉，风拂倩影满街花。沿河百里冬枣翠，沙苑长生清贡茶”……
黄河古渡大庆关
黄河在数千年流淌迁徙中，漫漫的故道诉说曲折身世；茫茫沙土，埋藏着动人的故事。黄河古渡，见证历史沧桑，千年大庆关，诉说着发展变迁……
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载：“大庆关，在县东三十里，春秋时为蒲关，战国时为临晋关，唐为蒲津关，宋改今名，关旧在河西，至明万历二十六年河溃岸西徙，关又居河东，今河西亦称新大庆关，巡检司税课局今在焉。”从志书中朝邑县县境图清晰可见新旧大庆关的位置。
古渡史话
大庆关，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追溯其历史，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始作浮桥于河，这便是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史记·正义》载：“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在同州东渡河，即蒲津桥也。”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兵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
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桥自后魏讫唐初，皆横亘百丈，连舰千艘。”
《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墙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今则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唐玄宗《早渡蒲关诗》有“地险关逾壮”，描述了当时大庆关的盛况。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修建蒲津舟桥，与河阳桥、太阳桥并称“黄河三桥”。唐代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值京畿四周的“近关”，四方驿站，以关布向。“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
宋太宗兴国六年（981年），黄河泛滥，洪水冲过堤坝溢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蒲津关为大庆关。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秋，黄河大涨，冲毁蒲津桥。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到了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庆关以北的一段黄河改道偏西南流，直通朝邑县城，大庆关遂被隔在河东，1934年又回到河西。大庆关本属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初设关城
《平民县志》载“大庆渡口，孟明焚舟以报晋，李闯渡河以亡明，盖秦晋交通之咽喉，关陕兵事之隧道也”，足见它是何等的重要。春秋时，大庆关所在地虽为秦晋交通之咽喉，但在黄河西岸并未设城关。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视从此渡河伐晋。孟明视从此渡河后将船全部烧毁，背水一战，大败晋军，史称济河焚舟。战国初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修筑临晋关于此。长久以来两岸并无桥梁，靠渡舟往来。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西汉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大庆关，攻克河内，俘虏了殷王邛。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据守潼关，曹操攻打潼关，久攻不克。于是，曹操从北绕道西渡大庆关据河西为营，进击马超，迫其溃退潼关。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占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说：曹操不走潼关，而渡河攻取大庆关。是因潼关是险要之地，守御已经完备，无法所施其智勇，不如从北边绕道进攻，渡河而西，攻破大庆关，深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叛军于死地。他建议采用此策平叛。此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也取此计，建造三道浮桥渡河攻击西魏。
隋末，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长安，也主要是由于大庆关守将的不战而降。
盛唐架桥
东魏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庆关建造过浮桥，大庆关是沟通古时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物资均自此通过。《隋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从潼关调运，河之北从大庆关调运，输运长安”。
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发家之地，而旧的桥梁远不能满足需求。兵部尚书张说云：黄河上有三桥，蒲津桥是其中之一。而蒲津关是关中东北要冲之地，黄河东岸通行必经此道。旧的蒲津桥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
但是竹索浮桥，不耐久，不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这种现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现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之路。对大庆关于沟通河北有着战略意义。
于是唐玄宗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唐时，黄河经此分两股，主流靠东，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中：“铁牛在县东蒲津，唐开元十二年铸”，说的就是这件事。
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再铸六根铁柱作为铁桩，牛旁各立一铁人，牛尾施铁索，以系浮桥。中间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
八尊牛与铁人加上铁山、铁柱、铁链等分散的铁构件，其用铁总重量当一百三十万斤以上！用掉了当时全国产铁量的五分之四。人们称其为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铁牛和铁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宋人释普宁就称颂陕西铁牛，写诗言道：“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陕西大荔县范家镇，民国时期叫乌牛乡，乡属中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这些地名的来历，都是对铁牛的永恒纪念。
蒲津桥修建后，大庆关变得繁华起来。它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所俱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
怀丙捞牛
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水泛滥成灾，洪水冲击浮桥并，桥体冲断，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大庆关四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铁牛，他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
怀丙打捞出三尊铁牛，周围人说打捞铁牛太简单了。怀丙生气地离开。人们按照怀丙的方法打捞剩下的一尊铁牛，但无论如何都打捞不上来，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铁牛，人们还是恢复了蒲津桥。
蒲桥被焚
蒲津桥，唐朝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其后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与金朝在黄河岸边，发生历时八年战役，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河东蒲州城及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鹳雀楼遭焚，蒲津桥被烧。
元明之际，人们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于是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河床很不稳固。
明初，大将军徐达曾重造河桥攻打大庆关，再取陕西，但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桥，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冲毁。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就成为了梦想。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
至于蒲津桥剩下的铁牛，朝邑历代县志均没有铁牛图，但文字记载铁牛地锚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渐次俱埋泥沙中，不见踪迹。而河东岸的蒲州，据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其后不知何时东岸铁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济县蒲津桥东岸四尊铁牛清理出土，东岸遗物历1250余年，原貌依旧，与志书记载无异。因为老大庆关已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打算发掘西岸大庆关四尊铁牛。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后即会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名关湮灭
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这一自然现象，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大涨后，竟然西移到紧靠朝邑县城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被隔绝在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就失去本身意义，于是重新在西岸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
新大庆关属官渡，也是当时重要渡口，闯王李自成曾于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大庆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此后大庆关被称旧大庆关，因地缘关系，仍属陕西省管辖。
“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称“新大庆关”。至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朝邑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晋陕两省虽长期以来以黄河为天然界河，但是黄河不停摆动，引发滩地之争，边界纠纷不断。陕西的飞地“旧大庆关”就成首当其冲之地，边界的实质是土地利益之争。两边的争纠，一般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也时常发生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
康熙年间，大庆关、蒲州鸳鸯诸村（鸳鸯村，今属永济市栲栳镇）“屡以河滩争，动千百人，势若公战”，历时十余年。不得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初，清廷令同州知州移驻大庆关原蒲津关，拨潼关千总一员驻王家庄，调解争地纠纷，防御斗殴发生。于是陕西州府“飞”到山西境内，然而这一“飞”，就飞了20多年。
民国十七年末、十八年初之际，冯玉祥督陕，陕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因黄河滩地众多，请求在朝邑县以东黄河滩地一带设立平民县，并以黄河东岸的旧大庆关为县城。很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批准设立平民县的建议。此间过程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随后，山西省政府多次急电告中央政府，请求暂缓设立平民县，说陕西在山西设县派军，严重“有碍晋政”。然而，山西的强烈反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陕西的进度。河西新淤之地全部归属于陕西，成为平民县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县设立后荒地开垦成熟，民众众多。当时的平民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平民县建设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国初年以后，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进步，大庆关更失去应有地位，逐渐没了人气。《平民县志》描述新大庆关的荒寂，“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1933年，老大庆关因洪水陷入黄河河中，被彻底废弃。建国后，重新改建新大庆关渡口，先属平民县政府管辖。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后，改为民用渡口。后来随着黄河西移溃岸，渡口淹漫于河中，桥渡功能遂废。1958年为了三门峡水库修建，新大庆关附属所有建筑物也一并拆除，大庆关终成历史绝唱。
今天大荔县赵渡镇有大庆关村、大庆关风景区，恢复了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成为沿黄公路上富于历史文化底蕴的风景线。
黄河西岸的“浩穰之区”—赵渡
清代李宝嘉写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开章明义第一句话写道：“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的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这个地方写是今天大荔的赵渡镇。一个地方能在清代文学名著上出现，可见其在当时的知名度。
赵渡镇位于原朝邑县南三十里，历史悠久，相传因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多次从此处渡黄河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古芮国的建都之地；明朝时设“华丰”县；清朝初期发展到鼎盛，有“小北京”的美誉。赵渡乡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兴建“三门峡水库”时而废，80年代移民返库重建。2001年1月，赵渡乡与雨林乡合并，成立赵渡乡，后改为赵渡镇。
芮国都城
《括地志》云：“芮乡在朝邑县南三十里”。远在公元前16世纪，赵渡就是西周芮国都城所在地。民国十八年1929在朝邑县的赵渡镇曾出土过历史价值极高的“芮公鼎”，民国二十五年1936该鼎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古物展览会”一去不返。鼎是立国重器，鼎在古代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就印证了赵渡镇的历史。赵渡应是古芮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芮国国都所在地。
明朝时赵渡曾设过县，名曰“华丰”。相传古赵渡镇城隍庙北大门东侧墙上，镶有一决石碑，上面有记载，应是事实，具体时间不可考。
《续朝邑县志》载：“赵渡镇邑之为市者以十数，而赵渡为最大，商贾辐辏，里中一浩穰也，盖称曰市焉。”
赵渡临近“三河”黄河、渭河、洛河，东南距潼关近在咫尺，古来一直是行人过往的水陆通要道和货物集散的中心集镇。赵渡人“八南二农”手工业、商业，集市贸易兴隆，至清朝初其发展到鼎盛，有“小北京”的美誉。
“赵渡”由来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中有“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未发迹之时，一日从华县清油观经过，只见观内有一女子蓬头散发，掩面哭泣，赵匡胤上前询问，得知女子名京娘，山西太原人氏，一日去普救寺求签，被土匪掳掠到此，意欲强迫其做压寨夫人。赵匡胤闻言大怒，后除掉土匪并护送京娘回家。这一日，到达丰华地方，被黄河的茫茫洪水挡住了去路，盘桓数日，难以通过。大郎着急，不禁感叹道：“想我赵玄郎欲效关帝圣君，千里走单骑，义救落难之人，谁知被洪水挡道，不能通行，这该如何是好。”不料河神有知，一夜之间洪水向东退去数十里，河水归于一线，便于舟楫摆渡，在当地老艄公的帮助下，太祖与京娘渡过黄河。赵太祖登基以后，感念黄河退水、老艄公帮忙，促成义救京娘之事，遂以自己的姓氏将此地封为“赵渡”，一直沿用至今。从此，“赵渡”和“赵太祖十里送京娘”的佳话，便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浩穰”之区
古赵渡镇物阜粮丰，商铺林立，街市兴隆。赵渡人有经商发财的理念，多数到武汉、郑州、西安、兰州、包头、四川等地，无力外出的便在镇内办小作坊、做小买卖，正因为这种内外联结，才促成了赵渡街市的持久兴隆。
赵渡城可谓“城内城”、“城套城”，镇中央巍然耸立一座高十余米的城门楼子，以城门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笔直宽阔、商铺林立，各行各业齐备。城内楼台建筑众多，巷道胡同四通八达。街巷之中有很多精美壮观的庙宇祠堂和楼台建筑，比较出名的就有城隍庙、观音庙、娘娘庙、禹王庙、三官庙、三义庙、关帝庙、华王庙、虫王庙、药王庙、洞庭庙、河事庙、岳庙及姑姑庵、同家祠、谢家祠、刘家祠、徐家祠、赵家祠、李家祠、闫公祠等30多座庙宇祠堂，亦有魁星楼、中山堂、祖师台、晒药台及镇水塔、三通碑等20多座楼台建筑。每逢集日、庙会，方圆10公里的百姓云集，从早上开市直到黄昏闭市，人流如织，处处喧哗，家家红火，一派繁华景象。
赵渡因河而兴也因河而衰，自清道光以后，由于连遭水患人祸，赵渡日渐衰落下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作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决定后，古镇便面临着消失的命运，乡情至深的赵渡人虽故土难离，但知事明理的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1959年按照政府的安排含泪移民去了异地他乡。
如今，从赵渡镇向南约3公里的兰空基地院内，有一座古老的城门楼子，门洞上方面南，有一方青砖浮雕匾额，上书‘赵渡镇’三字，面北也有一方砖雕匾额，上书‘浩穰之区’，这里便是古赵渡遗址中心。
赵渡八景
赵渡镇居黄河之滨、晋陕要冲，眺山绕水，景秀物丰。放眼四望，黄河滩千里浩壤，东望黄河，万里浊涛滚滚来；南瞻华岳，无限风光在险峰；西观沙苑，蜿蜒百里如黄龙。闻名遐迩的赵渡八景更是为赵渡披上神秘的彩衣。
一曰“中条晚照”。清晨东望，旭日从中条山后冉冉升起，霞光喷射，昭示一天之始。待到夕阳西下的傍晚，红黄青绿交融，辉映成趣，条条山谷清晰可见，更是景象万千，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
二曰“潼望五香”。镇南城隍庙前，涝池南岸，东西间隔六、七米，一字排开，挺立着五棵高达十数丈的白杨树，足有三抱粗，长得郁郁葱葱，于四十里地的通关塬上也可看见，好似五根参天香柱，直插云霄。成为赵渡的显眼标志，人们远远看见它，就知道那就是赵渡镇。
三曰“双庙并立”。西街亭子巷东头南北大路两边，并排建立两座小庙，西为观音庙，东叫（X）庙。村镇西头史家巷北端也建有两座庙，坐西向东叫“夫子庙”，供奉武夫子关羽塑像；坐北面南是三间大殿的观音庙，这在古建筑中是罕见的奇观。
四曰“北台晒药”。镇西北边上，原药王庙后面有个高丈余、方方数丈的土台，上面平平展展。相传昔日药王孙思邈曾在此晒药，为人们治病，不知是否属真。远近人们常常登临其上，观台抒情，以寄托对功垂千秋药王的无限崇敬。
五曰“西门大井”。西街西城门外，去洛河码头的大路南边有一眼大井，远近闻名。井台高有三四米，上面井口直径约三米，深约九米。原是谢家花园种树浇花所用，建于清朝初年。后不知怎的，水竟变黑，人们从此不敢再用。上了井台跳步顿足，井内即发出嗡嗡回音。据说井底能回过四套大马车，真是少有之大井。
六曰“青雾罩顶”。赵渡人历来喜爱植树，几乎家家户户墙内院外，都长着几棵、几十棵葱葱大树。加上东有大片葡萄园，北有几处桃园，西有小柏树林，南有高大白杨树等等，似整个村镇全被绿荫包围。受太阳蒸发，水汽不断升空，因此村镇上空老有一层青雾笼罩，盘旋缭绕，实属气脉兴旺。
七曰“端阳游船”。历史上黄河常常紧靠赵渡，形成了赵渡人泛舟游河的习俗。每到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人们便约集大小各类船只，披绿挂红，荡游于黄河水面，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帆张桨舞，船飞浪涌，鼓乐阵阵，欢笑声声，非常激扬迷人。
八曰“夜闻号铃”。黄河靠赵渡时，不仅有去晋回陕的渡船，也有南下北上的行舟。西邻洛河也有渡船和行舟。每艘船上都在高耸的桅杆上挂有红灯，系着铜铃。夜静时，风吹铃铛叮叮当当，十分脆亮悦耳，人们伴随着这美妙悠扬的音响酣然入梦。
今日赵渡
今日赵渡，面积180平方公里，辖15个行政村、131个村民小组，3。2万人，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依托黄河西岸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围绕“1+思路”，大力发展冬枣、莲菜、沙苑子等特色产业，目前有冬枣5万余亩，年收入5。6亿元，莲菜4万余亩，年收入1。6亿元，沙苑子2万余亩，年收入4500万元；依托20公里的沿黄公路，对沿黄公路两侧的民居进行风貌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恢复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形成沿黄公路旅游线路上的停车驻足景点；依托黄河文化展览馆，讲述赵渡故事，传播大荔声音，为建设黄河流域绿色生态智能示范县贡献赵渡力量！
用心记录扶贫档案，见证鸬鹚美丽变迁
“户主：李某某，家中人口数：5，耕地面积：3亩，主要致贫原因：患病、无劳动能力；饮水是否困难：是……”走进龙门县龙城街道办鸬鹚村委档案室，就看到，一份份精准扶贫档案被整齐地摆放在档案柜中，随机抽取一件，翻开其中的扶贫手册，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困户家庭基本信息、致贫原因、帮扶计划、脱贫核查表等内容填写工整，贫困户收支情况、帮扶措施及帮扶责任人等10多项信息一目了然。
作为惠州联通派驻到龙门县鸬鹚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陈赞滔介绍说，鸬鹚村精准扶贫档案严格按照市、县相关要求，进行痕迹化管理，实现了精准识别、精准规划、精准施策、精准见证、精准纠错“五个精准”，确保了各项帮扶措施可追溯、可查询、可评价、可问责。“这些档案都是我亲自核实、填报、整理的，请党组织放心。”他言语间带着满满的自信，四方的脸庞上挂着敦厚的笑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露出自信而坚韧的目光。
陈赞滔深知，建立扶贫档案是各项扶贫工作是否精准的重要前提，必须要做到精益求精，既要经得起当前工作的检验，更要经得起以后的考验。为详细掌握鸬鹚村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实际需求，自进驻鸬鹚村的第一天起，他就深入各组各户，同当地群众面对面交谈，详细记录下了解到的贫困户家庭人口、耕地、产业发展、经济收入等情况，分门别类归纳梳理出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和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最终形成精准帮扶、精准脱贫依据，并制定脱贫计划。
陈赞滔说，每天的工作内容虽然看起来都很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一张张登记表的背后记载着贫困户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档案可以看到，五年来，在底子清、情况明的情况下，共帮助7户贫困户进行创业帮扶；7户贫困户申报危房改造；4户贫困户成功申请低保补贴，协助12户贫困户落实小额贷款的政策，共贷款59万元；帮助贫困户子女49人分别享受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不等的教育帮扶政策。经扎实有效的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对口的帮扶贫困户全部如期脱贫。
如今的鸬鹚村在惠州联通党委的帮扶及村两委的带领下，鸬鹚村人居环境大变样，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大幅提升，2018年鸬鹚村被广东省爱国卫生委员会评为“广东省卫生村”，2019年惠州联通党委收到惠州市扶贫办的表扬信。作为惠州联通派驻鸬鹚村扶贫干部，2019年12月陈赞滔三年考核期满获得龙门县委组织部考核“优秀”的成绩，同年荣获广东联通“优秀扶贫干部”荣誉称号。
上面就是摘抄网小编特意收集整理的国际档案日征文一等奖精选8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