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珈，八五后，生长于四川天府之国，求学北外与港大，文字与影像的狂热爱好者。译作有《喀布尔女孩》《再会，老北京》《纸牌屋》《我的另一种人生》等。
我小时候刚迷上读书那会儿，读到过一篇《论读书》：“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 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一口气读完击节赞叹，觉得文笔甚佳，流畅非凡。当时文章没有背景介绍，只有一个作者名字“王佐良”。我自以 为是哪位明清名家，还把全文抄在摘抄本上，总念叨着要去书店找找有没有“王佐良”这位名家的作品集。
上中学学了英语，开始接触英语读物，有天读到弗朗西斯·培根的Of Studies，“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慢着慢着，怎么读上去这么熟悉？翻出摘抄本来全文对照，恍然大悟。那时候已经有了互联网，我很快查到王佐良先生的介绍，并且得知他 在1995年已经作古。遗憾之余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崇敬之情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当时尚想不出“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桥梁”这么高大上的话，只觉 得，要是我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翻译，在两种语言之间游走自如，做王先生做的这么神奇与神气的事，该是多么幸福啊！
心怀这个梦想，我考进了王先生曾经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又在大二分方向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笔译。系统地学习笔译之后，才发现全然不是那 么回事。和英文相比，我中文的功底其实更深厚些，于是做英译中翻译练习时，免不了卖弄卖弄。换换句子顺序，加点中国古文之类，“达”算是做得不错，“雅” 也好像是基本有那么点意思。但每次都被教授批评：“这是free style的典型！大家要引以为戒！”每每老师说完，出现在PPT上的，几乎都是我的作业。我并不是“玻璃心”，教授批评了，我就改。但屡屡在激扬文字之 时，又忘了规矩。受的批评多了，在追梦路上，难免变得有些迷茫。再加上四面八方充斥着“笔译太便宜，没前途”之类的价值观，我也有些动摇。毕业时，我也奋 不顾身投入了求职大军的行列。追随王佐良先生的梦想，似乎就此迷失了。
我一直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我刚完成毕业论文的周末，一场车祸令我差点失去右腿，最后虽有幸保全，但面临着至少两年漫长的轮椅加拐杖的生 涯。一心往前赶的人生好似就此停滞了。两次手术加3个多月的住院之后我回到家，缠绵病榻百无聊赖时发现网上有人在招图书翻译，我出于找点事干和谋生的意 图，试探性地留了言，那时并未想到，我竟然因祸得福，重拾了曾经的梦想，找到了我所热爱的一项事业。
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Soul Traders: How Honest People Lost to Hard Sell，与编辑商议将译名定为《灵魂交易者：营销的谎言与真相》。本以为是有些乏味的商业类图书，读了之后才发现内容甚是有趣，讲的是市场营销和广告的 很多著名历史事件。我读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长知识，动手翻译时更有点摩拳擦掌的干劲了。编辑也给了我很大的灵活性，让我由着性子来，只要通顺精彩，很多 地方尽可以翻译得自由些。比如把“One click of the mouse unites the whole world”变成“鼠标一动，世界大同”这种有音韵感的译文。我完全带着一种初出茅庐的新鲜感和激情，在传达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尽情发挥。翻译时淋漓的快感 让我感到愉悦和满足，让我忘记自己还拖着一条坏腿，也让我下定决心继续从事文学翻译。
后来我的书约渐渐多了起来，种类也渐渐繁杂。从经管类书籍(如《力挽狂澜——希拉里的领导力秘诀》)，到心理学习类著作(如《大学应该这样 读》)，再到纪实作品(如《再会，老北京》)、小说(如《纸牌屋》)、经典散文(如《属于灵魂的时光——惠特曼散文集》)；我也从开始的来者不拒，到渐渐 有了自己的选择和偏好。时间一长，翻译的“乐”就逐渐变成时刻相随的平淡和从容；而“苦”就渐渐凸现出来。有时候一个术语噎住了，要查上好几个小时，普通 网站查不到就查专业网站，甚至要拄着拐往图书馆跑。有时原著本身属于平淡中见真情，但直接翻译成中文略少那么点意思，这时候我会在“信”和“雅”上陷入两 难境地。遥想当年教授的批评以及关于如何“信达雅”三全的指导，还真是“技到用时方恨少”，恨自己年少时血气作祟，没能完全掌握教授话中要义精髓，否则此 时翻来可能更为顺手。
更有的时候，原文初读没什么，甚至觉得用语极为平淡，可是组合在一起变成书就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怎样用同样平淡的中文，组合成同样令人震撼的 文字，去传达原著的精髓呢？这是我目前还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在翻译《纸牌屋》时遇到最大的困难。一开始编辑找到我的时候，我格外激动兴奋，因为我是美剧 《纸牌屋》和主演凯文·史派西的“死忠粉”。一下都没犹豫就接了这个活儿。等我拿到原著，从读者角度读了一遍之后，才发现它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小说语 言老到毒辣，用词虽然简单但十分精准，单个看平常的词汇与句子，串联成整章和整本书，却令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受到极大震撼。作者是在撒切尔夫人身边辅 佐多年，“老奸巨猾”的“威斯敏斯特娃娃脸杀手”；而译者却是个幼稚天真，甚至因为养伤长期与真实社会脱节的“毛孩子”，我一边被原著震撼，一边担心这任 务能否顺利搞定。但既然接下来，就要认真做好。我先把读完的原著放到一边，查阅了很多资料，并读了一些用语老到的中文小说，才真正开始动手。
翻译的过程中，我全然没有之前的舒适自如。翻译《拯救我们的人》这一类的小说，因为是喜欢的女性题材，就好像和作者有心灵交流似的，顺风顺水； 翻译《再会，老北京》，写的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留下青春记忆的城市，加之又和作者熟识，翻译过程十分亲切快乐。而这本书，作者是大人物，内容又如此高深， 翻译的过程可以说是苦多于乐。记得翻译到中途的时候，虽然编辑一直在对我进行鼓励和肯定，我始终觉得不甚满意，恨自己阅历和积淀不够，不能与多布斯这“老 狐狸”交心。一度还苦闷到暂停翻译，去翻看关于英国政坛的书并重温美剧。加之翻译时间有限，我无法做到傅雷先生那样每天只翻译800字，剩下的时候仔细推 敲增删。于是我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认真踏实地去翻译好每一个字眼。
我心中的标杆始终是王佐良先生(当然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去追求)，时间长了，也禁不住想模仿他。在翻译《纸牌屋》时，作者写在开头的那段文字，十分有经典英文作品的风范和笔法。于是我一时技痒，翻成下面这样：
世无永恒之事。欢笑不长久，欲望不长久，生命本身，亦终有尽头。事无永恒，此言诚不欺我。我辈皆须及时行乐，把握手头所有是最最要紧。
若荒度一生，换得碑头空文，生命岂不浪斥？“永存我心”，唯愚者盼得此言凿于坟头耳！此句毫无真意，不过无病呻吟多愁伤感之语。智者需直面事实，人生乃零和博弈一场，输赢高下于政坛见分晓。自愿与否，皆深陷其中，尔虞我诈，熙来攘往。
“所知者无不敬重至深。”又一司空见惯俗套碑文。此句亦非我所欲也；盖促人拼搏奋斗向前之力，非敬重，乃恐惧尔。恐惧于一无所有间诞生泱泱帝 国；于乱世狼烟中催生惶惶革命。恐惧乃伟人之秘诀。若旁人惧尔之力，恐尔将其毁于一旦，则自然对汝尊之敬之。恐惧势不可挡，令人陶醉，令人释放。恐惧之 力，永比尊敬更甚。
永比其更甚。
编辑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跟我商量，在成书时还是改成了完全的现代文。翻译中这样的取舍随处可见，我自己私下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译法。
每本译作从Word和PDF文档变成书本捧在手里的时候，我都会以一个普通读者的心态，再从头到尾读一次。每一本书(真的是每一本)，无论翻译 的过程多认真，读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遗憾，心想，“哎呀，这里怎么这么翻呢，那样翻会好很多”。由于种种限制，无法像傅雷先生那样每天只翻译800字，剩 下的时间一字一句地斟酌删改。我想这可能是大多数年轻译者的遗憾吧。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在意读者的反馈。每本书在豆瓣读书的主页出现后，我都会第一时间把我的译者后记放上去，同时也将我译者的身份公开，接受读 者的批评和建议。例如《再会，老北京》，书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就有十分细心的读者一项一项地列出来讨论，我也都有回应，除了再版的时候改过来，也会在翻译 下一本书的时候更认真，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又如《纸牌屋》，有一位读者在读了试读之后对翻译进行了批评，举出了详细的例子。我很仔细地看了，第一反应是 有点沮丧的，但转念一想，这正是由于读者喜爱这个题材，心之切切，才会严格要求。于是我在后面对他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回复，也会在下次翻译时，更好地去斟 酌，带着“千万不要再被读者严厉批评”的心情，对待每一本好书。
我翻译的小说《我的另一种人生》，书名也许正好能概括文学翻译于我的意义。在两种文字的转换之中，我找到另一个天地，甚至让我进入忘我的快乐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拯救了苦闷中的我，并成为我终身不断追求的爱好和事业。“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译文
原本，四合院中间的开阔地能放下一张茶桌， 还能种下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水泥石板上的空间越来越小，加盖了一间卧室，一个带煤气罐的厨房，房间与房间的空隙之间，蜘蛛网般交错拉 满了晾衣绳。下雨的时候，这里必须得打几把伞遮起来。而院子里的我则必须弓着身子，和老寡妇一样高。
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我可以挺直腰板，对她 而言简直就像个“巨人”。我这个家的北墙有几扇窗户，窗台齐腰，窗玻璃顶部与屋檐齐平，约高米。门闩是一块已经老朽的木头，只在我睡觉的时候才发挥 作用。白天嘛，总有人在我屋里来来往往。虽然我租住了两个房间，但完全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大家眼里。每月房租600元左右，这与北京 一套带有暖气和完整管道的公寓房相比，简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老寡妇还是觉得我在挥霍浪费。毕竟，她自己只住了一个单间，旁边房间里的两夫妇也是。他们来 自中国东北，想在首都找份活干，立住脚。我们之间仅有一墙之隔，房东也是同一个人。他把这个地方分成了两个空间，一边留给自己，一边挂牌出租。和老寡妇一 样，他妈妈也是在政府分配中取得的居住权。但年轻一点的房东和老寡妇不同，他喜欢住在现代的公寓楼里。母亲去世以后，他就搬了出去，只保留着这里的使用 权。这种权利可以转让，同时也允许他将这处产业卖掉或者出租。
——何雨珈译《再会，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