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摘抄网小编帮大家整理的2022年国际档案日主题征文活动范文4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用心记录扶贫档案，见证鸬鹚美丽变迁
“户主：李某某，家中人口数：5，耕地面积：3亩，主要致贫原因：患病、无劳动能力；饮水是否困难：是……”走进龙门县龙城街道办鸬鹚村委档案室，就看到，一份份精准扶贫档案被整齐地摆放在档案柜中，随机抽取一件，翻开其中的扶贫手册，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困户家庭基本信息、致贫原因、帮扶计划、脱贫核查表等内容填写工整，贫困户收支情况、帮扶措施及帮扶责任人等10多项信息一目了然。
作为惠州联通派驻到龙门县鸬鹚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陈赞滔介绍说，鸬鹚村精准扶贫档案严格按照市、县相关要求，进行痕迹化管理，实现了精准识别、精准规划、精准施策、精准见证、精准纠错“五个精准”，确保了各项帮扶措施可追溯、可查询、可评价、可问责。“这些档案都是我亲自核实、填报、整理的，请党组织放心。”他言语间带着满满的自信，四方的脸庞上挂着敦厚的笑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露出自信而坚韧的目光。
陈赞滔深知，建立扶贫档案是各项扶贫工作是否精准的重要前提，必须要做到精益求精，既要经得起当前工作的检验，更要经得起以后的考验。为详细掌握鸬鹚村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实际需求，自进驻鸬鹚村的第一天起，他就深入各组各户，同当地群众面对面交谈，详细记录下了解到的贫困户家庭人口、耕地、产业发展、经济收入等情况，分门别类归纳梳理出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和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最终形成精准帮扶、精准脱贫依据，并制定脱贫计划。
陈赞滔说，每天的工作内容虽然看起来都很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一张张登记表的背后记载着贫困户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档案可以看到，五年来，在底子清、情况明的情况下，共帮助7户贫困户进行创业帮扶；7户贫困户申报危房改造；4户贫困户成功申请低保补贴，协助12户贫困户落实小额贷款的政策，共贷款59万元；帮助贫困户子女49人分别享受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不等的教育帮扶政策。经扎实有效的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对口的帮扶贫困户全部如期脱贫。
如今的鸬鹚村在惠州联通党委的帮扶及村两委的带领下，鸬鹚村人居环境大变样，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大幅提升，2018年鸬鹚村被广东省爱国卫生委员会评为“广东省卫生村”，2019年惠州联通党委收到惠州市扶贫办的表扬信。作为惠州联通派驻鸬鹚村扶贫干部，2019年12月陈赞滔三年考核期满获得龙门县委组织部考核“优秀”的成绩，同年荣获广东联通“优秀扶贫干部”荣誉称号。
果园
很小的时候，爷爷栽了一片果园。这片果园成为了“摇钱树”，为我家的经济增收出了大力。每年暑假，父母总会打发我们姐妹几个回老家，一为避暑，二为看护果园。
我家的果园离村很远，位于村外围的大马路旁。往东通往县城，向西和西南方向分别通往两个邻近村庄。地理位置极佳的三岔路口带来了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
果园原先是一个的圆锥形的小山丘，常年荒芜，简直是各种野花野草的乐园。雨水丰盛的年景，蒿草、沙蓬长了有一人多高，其间夹杂着各种名不见经传的小花：打碗碗花、牵牛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一片荒草萋萋里点缀着姹紫嫣红，甚是好看。
不知怎的，爷爷突发奇想要开发这片处女地，用来种植果树。于是在拖拉机、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这片小山丘变成了上下共四层的环形水平梯田，每层梯田侧面留一小路通往另一层。在第二层东侧打了一眼土窑，有几平方米大小，为避雨歇息所用。
爷爷托人从外地买来苹果苗，栽树、浇水、施肥等各项工作如序进行。三年后，果树开始挂果，全家人围着那片片绿叶下藏头露尾羞答答模样的小毛果子，露出了一张张喜不自禁的面孔，仿佛已然看到的是挂满树的人民币迎风飞扬。
每天早上吃过饭，拿上暑假作业（做样子罢了），我们姐妹几个就向工作地——果园进发。有时，也会叫上几个叔伯兄妹们同去。
到果园后的首要任务是“巡逻”——绕着果园层层梯田跑一圈，侦查苹果园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然后，找棵树荫浓密的果树，或席地而坐或双腿跪地，怎么舒服怎么来，开始“完成作业”。刚写没几行，一只“好事”的蟋蟀跳入我的视野，浑身灰不溜丢。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们扔下作业去追赶这只小动物，美其名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借观察生物为名，行玩耍之实，这事远比枯燥的作业有趣多了。不管谁先逮住它，其他人都会一蜂窝的围上去一阵哄闹。有人提议数一数蟋蟀究竟有几条腿，最后蟋蟀免不了被“五马分尸”的悲惨命运。拽下来的腿儿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蜷曲着原有的弧度，一一摆放在苹果树下。现在想想，孩提时代的我们是何等残忍呀，滥杀无辜的可恶行径堪比侵华日军。
第二层梯田打土窑掏出来的土尚未清理，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窑洞旁，最高处几乎和第三层梯田等高。这无疑成了我们几个的天然乐园。
站在窑脑畔上，我们每个人俨然成了优秀的跳水健儿：曲腿、甩臂、默数口号“一二三”起跳，所有动作一气呵成，优美至极。在享受了飞翔带来的刺激后，“咚”地一声落到这堆虚土上，两条腿深深扎根于土里，几个小将叽叽呱呱的一片欢笑声四起，飘荡在果园里。赶忙拔出腿来接着进行下一轮“跳土”运动。
在一百多棵果树里，有几棵是夏苹果，比其他品种（红星、富士、黄香蕉）成熟的早很多。眼尖的妹妹总是第一个发现树上出现“红脸儿”苹果的。每每此时，她总是央求我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上树摘苹果。作为家里大姐大的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最先熟的苹果往往长在树梢头，这给采摘工作带来极大难度。待我孙猴子般攀爬上树，抓住手边的树枝，踩着越来越细的纸条，颤巍巍晃悠悠的向着红苹果靠近时，有几分表演踩钢丝绝技的骄傲，却也无法压制心里的那股害怕。斜眼瞄一眼树下仰着头张着嘴，巴巴望着我的“馋嘴”妹妹们，如同嗷嗷待哺的雏燕等待捕食未归的老燕儿。像刘胡兰英勇就义般，我内心的小宇宙瞬间爆发，豁出去一般抓住那枝“红苹果”，使劲往回一拉……
待取来果子总会发现，“夏树果熟虫先知”，这红苹果光滑的果面上大多时候都会有一个虫眼，里面必定住着吃饱喝足正酣然入睡的白胖胖大虫子吧？介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苹果，又无法抵抗红苹果诱人的香甜。于是，我们几个馋嘴猴尽量避开虫眼，小心翼翼的分食着这来之不易的美味，哪怕是和一条肥虫共享也不太讲究了。
后来爷爷去了，因苹果价跌，果树也被砍光。昔日辉煌的果园已不复存在。那个四层梯田的果园又成了野花野草的天下，也算返璞归真罢。偶然回乡，站在远处瞭望，那片记忆中的果园——我们的乐园野草遮蔽，荒草萋萋碧连天，曾经沧海难为水。甚至看不出曾经梯田的一点模样，又恢复了原先那个圆锥形小山丘的风貌……那片果园里的童年时光就像那风干的树叶，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黄河西岸的“浩穰之区”—赵渡
清代李宝嘉写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开章明义第一句话写道：“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的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这个地方写是今天大荔的赵渡镇。一个地方能在清代文学名著上出现，可见其在当时的知名度。
赵渡镇位于原朝邑县南三十里，历史悠久，相传因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多次从此处渡黄河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古芮国的建都之地；明朝时设“华丰”县；清朝初期发展到鼎盛，有“小北京”的美誉。赵渡乡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兴建“三门峡水库”时而废，80年代移民返库重建。2001年1月，赵渡乡与雨林乡合并，成立赵渡乡，后改为赵渡镇。
芮国都城
《括地志》云：“芮乡在朝邑县南三十里”。远在公元前16世纪，赵渡就是西周芮国都城所在地。民国十八年1929在朝邑县的赵渡镇曾出土过历史价值极高的“芮公鼎”，民国二十五年1936该鼎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古物展览会”一去不返。鼎是立国重器，鼎在古代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就印证了赵渡镇的历史。赵渡应是古芮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芮国国都所在地。
明朝时赵渡曾设过县，名曰“华丰”。相传古赵渡镇城隍庙北大门东侧墙上，镶有一决石碑，上面有记载，应是事实，具体时间不可考。
《续朝邑县志》载：“赵渡镇邑之为市者以十数，而赵渡为最大，商贾辐辏，里中一浩穰也，盖称曰市焉。”
赵渡临近“三河”黄河、渭河、洛河，东南距潼关近在咫尺，古来一直是行人过往的水陆通要道和货物集散的中心集镇。赵渡人“八南二农”手工业、商业，集市贸易兴隆，至清朝初其发展到鼎盛，有“小北京”的美誉。
“赵渡”由来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中有“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未发迹之时，一日从华县清油观经过，只见观内有一女子蓬头散发，掩面哭泣，赵匡胤上前询问，得知女子名京娘，山西太原人氏，一日去普救寺求签，被土匪掳掠到此，意欲强迫其做压寨夫人。赵匡胤闻言大怒，后除掉土匪并护送京娘回家。这一日，到达丰华地方，被黄河的茫茫洪水挡住了去路，盘桓数日，难以通过。大郎着急，不禁感叹道：“想我赵玄郎欲效关帝圣君，千里走单骑，义救落难之人，谁知被洪水挡道，不能通行，这该如何是好。”不料河神有知，一夜之间洪水向东退去数十里，河水归于一线，便于舟楫摆渡，在当地老艄公的帮助下，太祖与京娘渡过黄河。赵太祖登基以后，感念黄河退水、老艄公帮忙，促成义救京娘之事，遂以自己的姓氏将此地封为“赵渡”，一直沿用至今。从此，“赵渡”和“赵太祖十里送京娘”的佳话，便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浩穰”之区
古赵渡镇物阜粮丰，商铺林立，街市兴隆。赵渡人有经商发财的理念，多数到武汉、郑州、西安、兰州、包头、四川等地，无力外出的便在镇内办小作坊、做小买卖，正因为这种内外联结，才促成了赵渡街市的持久兴隆。
赵渡城可谓“城内城”、“城套城”，镇中央巍然耸立一座高十余米的城门楼子，以城门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笔直宽阔、商铺林立，各行各业齐备。城内楼台建筑众多，巷道胡同四通八达。街巷之中有很多精美壮观的庙宇祠堂和楼台建筑，比较出名的就有城隍庙、观音庙、娘娘庙、禹王庙、三官庙、三义庙、关帝庙、华王庙、虫王庙、药王庙、洞庭庙、河事庙、岳庙及姑姑庵、同家祠、谢家祠、刘家祠、徐家祠、赵家祠、李家祠、闫公祠等30多座庙宇祠堂，亦有魁星楼、中山堂、祖师台、晒药台及镇水塔、三通碑等20多座楼台建筑。每逢集日、庙会，方圆10公里的百姓云集，从早上开市直到黄昏闭市，人流如织，处处喧哗，家家红火，一派繁华景象。
赵渡因河而兴也因河而衰，自清道光以后，由于连遭作文吧水患人祸，赵渡日渐衰落下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作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决定后，古镇便面临着消失的命运，乡情至深的赵渡人虽故土难离，但知事明理的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1959年按照政府的安排含泪移民去了异地他乡。
如今，从赵渡镇向南约3公里的兰空基地院内，有一座古老的城门楼子，门洞上方面南，有一方青砖浮雕匾额，上书‘赵渡镇’三字，面北也有一方砖雕匾额，上书‘浩穰之区’，这里便是古赵渡遗址中心。
赵渡八景
赵渡镇居黄河之滨、晋陕要冲，眺山绕水，景秀物丰。放眼四望，黄河滩千里浩壤，东望黄河，万里浊涛滚滚来；南瞻华岳，无限风光在险峰；西观沙苑，蜿蜒百里如黄龙。闻名遐迩的赵渡八景更是为赵渡披上神秘的彩衣。
一曰“中条晚照”。清晨东望，旭日从中条山后冉冉升起，霞光喷射，昭示一天之始。待到夕阳西下的傍晚，红黄青绿交融，辉映成趣，条条山谷清晰可见，更是景象万千，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
二曰“潼望五香”。镇南城隍庙前，涝池南岸，东西间隔六、七米，一字排开，挺立着五棵高达十数丈的白杨树，足有三抱粗，长得郁郁葱葱，于四十里地的通关塬上也可看见，好似五根参天香柱，直插云霄。成为赵渡的显眼标志，人们远远看见它，就知道那就是赵渡镇。
三曰“双庙并立”。西街亭子巷东头南北大路两边，并排建立两座小庙，西为观音庙，东叫（X）庙。村镇西头史家巷北端也建有两座庙，坐西向东叫“夫子庙”，供奉武夫子关羽塑像；坐北面南是三间大殿的观音庙，这在古建筑中是罕见的奇观。
四曰“北台晒药”。镇西北边上，原药王庙后面有个高丈余、方方数丈的土台，上面平平展展。相传昔日药王孙思邈曾在此晒药，为人们治病，不知是否属真。远近人们常常登临其上，观台抒情，以寄托对功垂千秋药王的无限崇敬。
五曰“西门大井”。西街西城门外，去洛河码头的大路南边有一眼大井，远近闻名。井台高有三四米，上面井口直径约三米，深约九米。原是谢家花园种树浇花所用，建于清朝初年。后不知怎的，水竟变黑，人们从此不敢再用。上了井台跳步顿足，井内即发出嗡嗡回音。据说井底能回过四套大马车，真是少有之大井。
六曰“青雾罩顶”。赵渡人历来喜爱植树，几乎家家户户墙内院外，都长着几棵、几十棵葱葱大树。加上东有大片葡萄园，北有几处桃园，西有小柏树林，南有高大白杨树等等，似整个村镇全被绿荫包围。受太阳蒸发，水汽不断升空，因此村镇上空老有一层青雾笼罩，盘旋缭绕，实属气脉兴旺。
七曰“端阳游船”。历史上黄河常常紧靠赵渡，形成了赵渡人泛舟游河的习俗。每到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人们便约集大小各类船只，披绿挂红，荡游于黄河水面，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帆张桨舞，船飞浪涌，鼓乐阵阵，欢笑声声，非常激扬迷人。
八曰“夜闻号铃”。黄河靠赵渡时，不仅有去晋回陕的渡船，也有南下北上的行舟。西邻洛河也有渡船和行舟。每艘船上都在高耸的桅杆上挂有红灯，系着铜铃。夜静时，风吹铃铛叮叮当当，十分脆亮悦耳，人们伴随着这美妙悠扬的音响酣然入梦。
今日赵渡
今日赵渡，面积180平方公里，辖15个行政村、131个村民小组，3。2万人，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依托黄河西岸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围绕“1+思路”，大力发展冬枣、莲菜、沙苑子等特色产业，目前有冬枣5万余亩，年收入5。6亿元，莲菜4万余亩，年收入1。6亿元，沙苑子2万余亩，年收入4500万元；依托20公里的沿黄公路，对沿黄公路两侧的民居进行风貌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恢复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形成沿黄公路旅游线路上的停车驻足景点；依托黄河文化展览馆，讲述赵渡故事，传播大荔声音，为建设黄河流域绿色生态智能示范县贡献赵渡力量！
黄河天晓照舟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被尊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小北干流段是指禹门口至潼关的黄河干流段，其段为陕西省与山西省界河。黄河出禹门口，河面豁然开阔，水流平缓。从禹门口至潼关，河道长125公里。此段地形十分复杂，古时沿河在千沟万壑上开山修路十分困难，而利用黄河开辟的水上运输路线，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黄河成为陕晋长途运输的主要的交通方式。古代漕船能够通过黄河沿着渭水或者漕渠逆流而上到达长安。黄河的支流汾水也能通过黄河向长安运送所需物资。关中平原上的西安城，曾是秦、西汉和隋、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它们都通过黄河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虽然进入现代以来，黄河航运急剧衰退，航运量微乎其微。但黄河航运兴衰历史，对国家提出重振黄河航运的构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河航运起始很早。我们的先祖在史前时代就掌握了渡河技术，原始渡具极其简单，任何具有较大浮力的自然物都可用作渡河工具，人们腰系成熟凉干后的葫芦，就能泅水过河。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大量发现仿葫芦陶瓶，说明古代人利用葫芦舟渡河的事情是相当有效且久远的。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独木舟和筏是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工具。《易经·系辞》记载黄帝曾造舟在黄河航行，上面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能制造出石斧，并已能人工取火。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刳木为舟”就是制造独木舟的方法。用一根树干，除了要挖掉的地方外，其余表面均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烧烤要挖掉的部分。没有泥巴的地方木材被火烧成一层炭，这时再用石斧来砍，这样火与石斧轮番使用，终于使独木成舟，浑然一体。筏是先民用竹、木或牛羊皮编扎而成。竹木筏，就是把几根木或竹捆扎在一起作水运工具。羊牛皮筏是把整张牛羊皮“缝革为囊”，充入空气，然后将若干个浑皮囊相拼，上架木排，再绑以小绳，成为一个整体，即“皮筏”。独木舟载量有限，难过险滩，后来很少使用，而筏取材容易，制造简便，稳性好，装载面积大，能穿急流过险滩，筏就成为黄河上被人们使用最久的水上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完善。
最早关于黄河小北干流大规模航运的记载是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粮食连年不收，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国派槽船运载几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而下再溯黄河，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今山西省新绛县）。运粮的船从雍到绛，首尾相连，络绎不绝（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此事被命名“泛舟之役”。春秋黄河航运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黄河上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泛舟之役”中的槽船已有运载百斛（万升）物品的能力。
战国时代的《禹贡》，记载了中国最早水道交通网，全书以相传夏禹都城安邑（属冀州，在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水路航运，渭水——黄河——汾水航线便是早期形成的黄河干、支流结为一体的航运路线。
秦统一六国后，也在黄河小北干流展开了大规模运输。《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同时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靠海边的郡县出发，运送到北河去，大概花费三十钟粮草能运到一石。北河即河套地区东、西流向的黄河，关东粮食车转船运，通过运河或济水进入黄河，逆黄河达禹门口下改作陆运，最后运抵北河一带。这种长距离的水陆联运，的确为前代所无，路途运输成本奇高。史学家常常以此当秦时暴政例子来讲述。
黄河在西汉是重要的漕运通道。《史记·河渠书》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河东太守番系用黄河小北干流漕运粮食。以往漕运在经过三门峡砥柱时耗损很大，在河东郡的黄河东岸开渠引黄河水溉田，每年可收得谷物200万石以上。这些谷物，沿黄河及渭水航道，船运至长安，以减少从关东漕运谷物的数量，大大减轻关东百姓的负担。
黄河在东汉时漕运运输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东汉以洛阳为都，关中不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关中从粮食输入变为输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虞诩上疏，说到雍州（关中地区）之域“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东汉朔方郡辖境大致和秦代北河范围相同，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虞诩指出当时关中是为北边军事服务的军粮供应基地。这些军粮利用黄河航道漕运至壶口瀑布附近，然后陆运至朔方郡一带，供边卒食用。同样是通过黄河向北方转运粮食，东汉做法却得到史学家称赞，只能说这是学者对秦朝强加“暴政”符号而已，秦朝在河套地区驻兵和运粮，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维护中国统一和平局面，是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的，不能以此作为“暴秦”标签。
东汉后，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外，中国进入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时代，黄河上运输也多为军事服务，持续时间短。隋朝统一中国，黄河上大规模漕运就开展开来，黄河漕运是沿汾水将汾、晋、绛等地的几百万担漕粮，由汾入黄，由黄入渭，运到京师长安。如隋开皇三年（583年）大兴漕运，在河东的蒲州（山西省永济市）设置运米人丁，漕运河东及太原转来的田赋租粮至京师长安。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继续兴办漕运，在河东黄河边把粮食装船后，顺流南下至渭水口，再溯渭水而上至于长安东渭桥仓。《唐会要·漕运》记述：“河渭之间，舟楫相继”。
除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木材漂运兴盛，黄河北干流，从北到南，常年有木材运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年-756年），长安城营造用的材木，一般都是在黄河北干流沿侧的岚州（今山西省岚县，西邻黄河）和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邻黄河）一带采伐购运运往长安，它们都是利用黄河北干流漂流，到三河口再收拢转入渭水，溯流西上，达于长安。当时在胜州设120名“转运水手”，负责结成排筏，向下漂运木材。木材漂流可以散放，也可以结成排筏流放，对河道的要求很低，而能流放排筏的河道，不一定可以行船，如壶口至禹门口段，要跨越瀑布，且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排木却能顺利通行。岚、胜二州除了向长安供应木材外，每年还要向蒲津桥（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太阳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两座黄河上的舟桥，漂送一定数量的材木，用来修理、更换舟桥的脚船。
唐朝黄河运输费用是很低的，在《唐六典》中记载着转运租物时的运费，路运每驮一百斤，路程一百里，脚钱一百文。黄河运输百斤百里，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黄河上水航运只相当于陆运的1/6，下水相当于陆运的1/16。因此只要能使用黄河运输的地方，官府尽量采用水运物资。
唐末都城由长安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漕运又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山西汾河谷地粮食过黄河，再不转渭河西运。而运至三门峡，转陆运，再转黄河运至汴京。北宋仁宗时期，西夏不断攻扰陕西边境，陕西沿边常驻重兵防守，军粮供应多来自汾河谷地和关中，通过黄河小北干流水运陆转，送抵延州、府州等边地。黄河上漕运与边防守备密切相关，没有黄河上漕运，北宋就难以在陕北守备，就不能和西夏维持长时间和平的局面。
金国占据北方后，延续着北宋时期从陕西、山西运送粮食到中原传统，《金史·河渠志》记载：定国节度使李复造舟船运陕西粮食，自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西岸）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抵湖城（在河南灵宝县西）。除军粮运输外，金政权移都汴京（时称南京）后，宫殿、城市建筑用材，很大一部分来自黄河北干流沿侧。《金史·郑建充传》记载：“是时营建南京（汴京）宫室，大发河东（今山西）、陕西材木，浮河而下”。
明代沿长城一带陕北驻军的粮食供应，多来自山西、河南，很大程度依靠黄河漕运，但规模有限。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槽运发展达到顶峰。那时，黄河航运可以说是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形成一幅繁华热闹、船来舟往、人声鼎沸的繁荣局面。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亲巡西安府，路过晋、豫，看到汾、渭两河直与黄河相通，而河南府（洛阳）居各省之中，水路四达。第二年康熙下旨，让截留漕粮，积储备用。若山、陕需粮，即可修造船只，由黄河挽运。接到命令后，陕西巡抚鄂海，就专门考察了黄河，以及渭河、汾河运道。黄、渭、汾航道得到相应的治理。鄂海还针对当时陕晋商旅一般宁舍水路而走陆路这一问题，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陕西所造船只是方头平底，无舵无篷，而水手又不善于操舟，延误运送时间所致。因此，他建议在江南雇人造船，练好水手，造出有舵、有篷、适合当地水性的船只，并令本地无论商人、百姓均仿此制造，练习操作。黄河小北干流运输大为改善，大宗运输接踵而来。
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陕西发生饥荒，曾挽运豫粮10万石，运至潼关三河口，分发至黄河、渭河、北洛河沿河各地仓敖，以赈济饥民。清代黄河上大宗运输除了粮食，还有食盐、煤炭、木材。陕西主要食用晋南的解盐外，还有陕北、宁夏、内蒙古的池盐等。它们每年通过黄河运输量非常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沿黄河内运的盐，每年500船，载1400万斤。煤炭运输也是大宗，乾隆时所修《同州府志》记载当时陕西水上煤炭运输情况说：“石炭，龙门内上峪口皆有，荒山绝壑，穿穴以出，负担驴骡，络绎于道。每岁十一月，舸艓连尾上下，浮于河，由韩而郃、而同、华，载以易粟，岁以为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应奎撰《韩城志》记载：龙门煤炭“每数十百艘连尾上下，自渭达于长安、盩厔、鄠以西，载以易粟”，煤运相当兴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豁免了韩城县的沿河津渡炭船税，鼓励航运事业的发展。
从晋贩卖至关中的生活、生产用品运输也基本依靠黄河。光绪《平遥县志·杂录》记载：“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光绪《鄠（户）县乡土志》也说：“铁货，如铁钉，铁销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三河口），由河口陆运至户，每年共销六七万件。铁铧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户，每年共销十万余叶。铁锅由山西水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户县很多土特产品也通过渭、黄、汾水路运往山西省，如乌药（年销五六十万斤）、藕粉（年销20万包，每包14两），松柏枋板（年销七八百副）。光绪《华州乡土志》载：“其输入品则煤铁之舟，泛于河、渭，来自山西”。此类记载遍布关中各地县志记载。这些充分体现了黄河小北干流运输的重要性。
民国成立后，黄河航运管理分散于陕、晋、豫三省，管理杂乱无序。直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成立，黄河航运管理才走向正轨。李仪祉先生是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李仪祉在黄委创办的《黄河水利月利》中，对黄河航运写了多篇文章，强调了航运便利性。李仪祉说，陕北之皮毛，神木之盐，延长之石油，晋省之棉花，韩城之煤，都是黄河沿岸的物产，但苦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远销，应以黄河航运为根本，使得它们得以外销。
西安省城煤价奇昂，即转运不便之故。在李仪祉先生倡导下，陕西省组织从韩城禹门口以下，利用民船运煤，水程280里，三、四日达于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至西安省城以北30里的草滩镇。溯渭河而上时，三船一运，装煤二三十万斤，极大缓解了西安城缺煤之苦。有人会问，为何蒲城、白水、铜川都有煤，西安为何不多用，而多用韩城煤？因此上三地，转运困难，运输成本奇高，韩城从黄河水运到西安每吨煤售价3。77元，而从蒲城运煤到渭河边，陆运每吨运费就高达4元多。后来为了方便运输，从白水到渭南渭河边修建一条轻便铁路，才使得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黄河航运占据着关中内河首位，据上世纪30年代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量统计，某年通过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食粮、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调查，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黄河运输量是渭河的6倍。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小北干流船运发展很快，建国初期，在潼关至禹门口一段黄河经营航运还是很繁忙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74岁老人雷昌乾回忆说，他小时候黄河南北通行的船是很多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主要运送韩城的煤和木材，还有秋、冬、春季节，将韩城、合阳的一部分农产品，经由潼关船运至渭南交有关部门收购，然后转运西安。下水船都是装的满满的，上水船基本都是空船，逆水而上由纤夫拖曳上行。雷昌乾回忆，十数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四肢着地，纤绳压筋勒骨，蹒跚而行。落滩是指大货船遇到浅滩搁置不能行动。船卧滩后，无论天气冷暖，船夫与纤夫们均要下水把沙石挖开，开辟航路。就算寒冬雪后，纤夫也要下水赤足拖拉，十分辛苦。
1962年关中内河航运管理处改为关中航运公司后，根据三门峡水库设想的发展蓝图，曾计划在潼关至韩城间开辟机船航运，并进行试航，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剧增，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水路交通通往困难。试航未获成功，加上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黄河小北干流段航运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变成停滞。1985年，恢复了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县境内的航运码头，并对禹门口—潼关间的黄河航道治理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同时，建立了潼关黄河造船厂，试制适应黄河小北干流特点的超浅机驳船和钢质机动船，但均未获得多少成功，黄河小北干流航运仍然处于基本停摆状况。
时光荏苒，如今随着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业的发展加上黄河自身原因，使得如今黄河航运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黄河航运无疑在陕西乃至全国的航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将铭刻在历史和时光的巨轮上，昭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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